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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延福宫。
朱国祥正在打理宋徽宗留下的珍贵花木，拾掇一圈又洗洗手，问道：“刑统是什么东西？唐代有《唐律》，明代有《大明律》，怎么宋代只有一个《宋刑统》？”
朱铭躺在摇椅上喝茶，解释说：“刑统就是刑事法规汇编兼解释。因为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赵匡胤制定法律非常着急，前后只用了半年时间。所以就直接照抄唐律，只改了些需要避讳的字词。《宋刑统》的编撰者来自后周，刚刚编完一部《大周刑统》，所以《宋刑统》也大部分是抄来的。对于编撰者来说，也算自己抄自己。”
朱国祥大致听懂了：“就是说相比起《唐律》，宋代的法律框架整体没变，但具体断案量刑和法律解释给改了些？”
“也可以这么说。”朱铭点头道。
“那朱元璋的《大明律》怎么样？”朱国祥问。
朱铭简单回答：“《大明律》更具系统性、整体性、统一性、规范性，更强调程序正义，更注重司法公正和官员廉洁。唐宋的法律，可操作性空间更大，而且对官员的约束不够。这是朱元璋的性格和治国理念决定的。”
“这个可以，程序正义很重要。”朱国祥点头说。
朱铭说道：“现在的重点是，我们的步子该跨多大，步子跨大了会不会过于超前。比如八议制度要不要保留，如果保留又该保留多少？”
“什么是八议制度？”朱国祥对古代法律一窍不通。
朱铭解释说：“就是八种类型的犯人，比如皇亲国戚，比如特殊人才，比如德高望重者，比如立有大功者。对于这些犯人，官员可以审判但不能执行，必须上报给中央朝廷，由中枢重臣进行商议。重臣商议出的判决结果，再呈交给皇帝进行裁决。”
“这个还真不好决定。”朱国祥嘀咕道。
父子俩还保留着现代思维，但同时又融入古代社会，这就在对很多事物的认知上产生割裂感。
仔细考虑之后，朱国祥说道：“八议制度可以部分保留，但必须进行严格界定。比如德高望重者，根本无法客观判定，是人是鬼都可以德高望重。还有皇亲国戚，不能说沾亲带故就算。再者是重臣们商议的判决结果，如果涉及死罪法律，天王老子也不能免除。八议制度的宽恕条件，最多在流放罪以下，杀人者偿命不得违背！”
“也就是说，皇子杀人也得偿命？”朱铭问道。
“不错，”朱国祥说道，“就算要特赦，也只能由皇帝特赦，重臣商议时无权免死！”
父子俩开始进行详细讨论，最终把魏晋以来就有的八议制度，直接缩减范围成三议制度，且施行范围和内容进行严格规定。
首先是皇亲国戚，只有皇帝五服内的血亲才行。太皇太后、太后和皇后的亲属，从八议之中取消！
议故（皇家故旧和蒙恩日久者），取消！
议贤（德高望重的贤人），取消！
议宾（主要指前朝皇室以及孔家），取消！
议勤（对国家有苦功者），取消！
议才（有大才可安邦定国者），取消！
有大功者和权贵（一品爵和三品官以上），保留。
有些东西必须保留下来——
譬如为国开疆拓土的大功之人，他牵扯到的各方利害关系太多。一旦给予司法部门判决权，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是成为政治斗争工具，必须由皇帝和中枢做出决策。
又譬如一品爵和三品官以上，这些都属于大员，必须中枢集体商议，再交给皇帝判定，否则会引起政治动荡。（官员犯罪还有更细化的规定，哪级部门能判决哪品官，必须进行严格规定。皇亲国戚也多有官身，算在官员犯罪条例当中。）
八议变三议，已具有历史性的跨越式进步！
事实上，朱国祥和朱铭取消太后、皇后的亲属犯罪议奏，看似让法律变得更公正了，但实行起来有可能起到反效果。
比如皇后的表弟犯罪，以前官员可以上奏，交给皇帝和重臣来处理。今后判案官员有决定权，不需要再上报，反而会被吓得不敢判，甚至是帮着涉案者脱罪。
有时候更公正的法律，实际运用却带来不公正。
这个版本的《大明律》，今后肯定还会修改，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而调整。
只有父子俩都死了，《大明律》才不可更改，今后的君臣会使用补充条例填补漏洞。
历朝历代都是那样，太祖、太宗定下祖宗之法，后续皇帝搞各种补充条例，没有什么法律是一成不变的。
敲定了这个，朱铭又说：“还有就是赎罪，这个也是不断收缩的。宋代就比唐代更严格，北宋后期也比北宋初年更严格，我认为还要进行法律收缩。朱元璋的《大明律》可以借鉴，但也只是借鉴而已。”
朱国祥说：“赎罪条例可以取消。”
朱铭笑道：“朱元璋的《大明律》，对轻罪的赎罪条款，更像是一种变相的罚款和社区劳动改造。比如鞭刑和杖刑，有钱的出钱赎罪，没钱的出力赎罪，帮官府运炭搬砖都可以抵罪。”
“这个可以，其实就是小罪罚款。”朱国祥点头道。
“但我不同意重罪交赎金，”朱铭阐述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徒刑一年以下，可以交罚款赎罪，但一年徒刑以上必须坐牢！至于流放和死罪，就更不能交钱免罚！”
这些都是开创性的东西，只能由父子俩商议，无法交给大臣去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