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报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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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鞅,士匄之子,时任晋国中军佐(次卿),是才干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除此之外,也是春秋后期最大的阴谋家。

阴谋家是三观非常不正确的以政治工作谋取个人利益的人,士鞅也一样,从以前的工作经历来看,他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眦睚必报、贪得无厌。

魏氏的魏舒任正卿后,铲除了晋国的祁氏和羊舌氏,但士鞅一点儿好处没捞到,于是对魏舒不满。

就在魏舒执政的第二年,士鞅决定发挥整人特长,钳制魏舒,于是他拉拢荀寅、控制赵鞅,导演一出千古闻名的“铸刑鼎”大戏。

按照现在的法治观念,“铸刑鼎”是一种法制进步的体现,但在当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时代,“铸刑鼎”是对周礼的一次巨大挑战、颠覆甚至是践踏。

如果你认为士鞅“铸刑鼎”是为了时代进步,为了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秩序,那么你的看法在当时来说就是错误的,因为士鞅“铸刑鼎”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对付魏舒。

“铸刑鼎”四年后(公元前509年),魏舒猝死于宁地(今河南获嘉县西),轮流坐庄的士鞅终于登上执政宝座,他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报复前任执政官魏舒,报复其对范氏家族牟取暴利的所设置的种种障碍。

于是,士鞅按照“刑鼎”上所注的法律为魏舒定罪,但这个罪名不太好找,因为魏舒忠君爱国,平时人缘也挺好,基本没犯事,还自创魏舒方阵,在当时声望很高。

对于士鞅来说这都不是事,人都死了,定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可,反正也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争辩——为周王室筑城墙过程中,魏舒曾经擅离职守。

知法犯法!

铁面无私的士鞅下令撤除安装魏舒尸体的柏木外棺,以大夫之礼下葬——晋国最后一位忠于国家的正卿受到如此不公的审判,大家敢怒不敢言。

又三年后(公元前506年),蔡昭侯受楚令尹囊瓦之辱,求救于晋国,士鞅趁机发起十八路诸侯会盟昭陵,声言为蔡国伸张正义,合军伐楚。

此时,士鞅指使荀寅趁机向蔡昭侯敲诈贿赂,令蔡昭侯失望透顶,伐楚之举就此作罢,昭陵之会不了了之。

天下诸侯目睹晋国的整体性贪腐无能,大失所望,萌生投靠正汲汲谋取中原霸权的齐景公的想法。

正当诸侯们正为顺利摆脱晋国的控制殚精竭虑时,郑国在这方面开了一好头。

在郑献公回国途中,郑国亲晋派、执政大臣游吉猝死,接任他的大夫驷歂(chuǎn)因反对士鞅“铸刑鼎”,于两年后(公元前504年,楚昭王十二年)灭掉许国,作为公开反晋向齐的开门红,随即对晋国的霸主号令置若罔闻,并向周王室发起进攻。

郑国的望风使舵大家都习以为常,但宋国的反目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刚开始,宋国是主张“事晋”的,宋司城乐祁认为,应该趁诸侯反晋的时候事奉晋国,等到将来晋国安稳了,晋国自然会对宋国有诸多照顾。

司城乐祁的这个想法,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政治投机行为,既然是一种投机,必然会有风险,尤其是这些年晋国的霸道与政策多样化,让这种风险成本大大提升,能否在晋国的政治漩涡中将这种投机变成一种艺术,就要靠敏锐的前瞻性和深远的政治考量。

宋景公考虑再三,决定让司城乐祁亲自去一趟晋国,向晋国示好。

这是一项极富冒险性的工作,因为士鞅上台后想独霸晋国朝纲,干了很多只顾自己利益的事儿,这引起了其他几卿的不满,互相抵触,于是晋国不再像以前那样,政令一体,连诸侯都不知道该和晋国哪家建立外交了,拜错了码头,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很可惜,司城乐祁不具备这种将投机变成一种艺术的能力,因为他是一个极具正义感的人,他没有拜访野心膨胀的正卿士鞅,而是更年富力强的次卿赵鞅。

这次会面很愉快,史载“饮之酒于绵上,献杨楯六十于简子(赵鞅)”,这次会面也成功引起了士鞅的注意,他认为自己的正卿权威受到了赵鞅的挑衅,昔日孝敬自己的乐氏家族有改换门庭之险。

于是,士鞅以执政之身,强谏晋定公,将司城乐祁囚于晋国。

这一囚就是三年。

三年后(公元前502年),赵鞅壮了壮胆,向晋定公和士鞅请命释放司城乐祁。鉴于国际反晋形势进一步恶化,晋定公和士鞅也不得不让步,终于同意放司城乐祁回国。

但这一决定又遭受巨大变故——司城乐祁竟然还没有走出太行山就因病而亡。

噩耗传来,各路诸侯一片哗然,这下晋定公也是有理说不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同样慌张的士鞅情急之下又出了一个骚点子——夺乐祁之尸,以作为与宋国讲和的资本。

曾经取霸于天下、用诚于诸侯的晋国,如今手段卑劣竟然沦落到以死人为挟的地步,宋晋二国就此反目,晋国也真正成为“孤家寡人”。

士鞅也因此事备受指责,一年后郁郁而终,而晋国信誉与威严,最终也被士鞅损毁殆尽,带入黄土。

士鞅终于死了,有一个人非常的高兴,这个人就是赵鞅。

赵鞅,又名志父,亦称赵孟,赵武之孙,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改革家,战国时代赵国基业的开创者,郡县制社会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先秦法家思想的实践者。

但在公元前525年的时候,赵鞅除了接替早逝的父亲,进入风起云涌、杀机四伏的晋国政坛做一个小跟班外,什么也不是。

说赵鞅“什么也不是”也有点委屈他,在老奸巨猾的士鞅的眼中,未遭遇过任何大风大浪的赵鞅简直就是一枚完美的棋子。

士鞅对赵鞅软硬兼施,迫使赵鞅归附于范(士)氏、中行(荀)氏麾下。

初入政坛的赵鞅毕竟年轻,缺乏政治眼光,在士鞅游刃有余的教唆下,做了很多违背自己意愿、危害国家的事情。比如“铸刑鼎”事件,赵鞅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当他明白过来这是士鞅为他设下的陷阱时,为时已晚。

他不甘心,不甘心自己的青春就这样荒度。

他很害怕,当年灭族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的心头。

他开始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并且到边远地区发展(晋阳,今山西太原),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开始实施经济、经济、军事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孙武和吴王阖闾在分析晋国局势的时候,也认为赵氏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晋国归焉”是迟早的事。

公元前501年,士鞅寿终正寝,赵鞅顺理成章升任中军佐,一直被士鞅打压利用的他,终于走出士鞅的阴影,心情很舒畅,其雄才伟略、远大抱负才真正可以拥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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