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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做法是在郑国南北边境上多准备一些礼物，楚兵来伐，就“敬共币帛”，和楚国结盟；晋国来伐，就再“敬共币帛”，与晋国结盟。楚来顺楚，晋来顺晋，如果两国同时来，就让他们先打一架，谁打赢了就跟谁混（“择强国而从之”）。
子驷制定的国策，说的通俗点，就是彻底放飞郑国，通过行贿等不光彩的手段，光明正大的成了一根见风使舵的墙头草。
对于此策，大夫子展还是有疑虑，他认为郑国同晋国光签订盟约就有5次之多，基本属于签约专业户，如果再不守信义，只怕“兵乱日至，亡无日矣”，不如死心塌地跟随某一个大国，从此唇齿相依，诚实守信（“杖莫如信”），以求安稳。
子驷坚持自己的想法，觉得“小国之道”很符合郑国目前的实际，拍胸脯子展向保证，此策一旦实行，再厉害的敌人都不足为祸，百姓也可以安居乐业（“寇不为害，民不罢病”），如出现不可预料的问题，一切责任由自己承担。
晋、楚长期的拉锯战，使郑国蒙受巨大的灾难，郑人也无法忍受，虽然子驷制定的“小国之道”毫无信誉可言，看似有点作践自己，但其实暗含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之意。
郑国本身实力不弱，郑庄公在位时与周天子交恶，率军击败天子的军队打出了威名，之后又击败宋、陈、蔡、卫、鲁等国联军，使得郑国空前强盛，就连当时的齐国也是郑国的小跟班，晋国也还在内战，楚国更别提，被汉阳诸侯摁在家里打。
在春秋初期，第一个崛起的国家就是郑国。
但是好景不长，郑庄公一死，郑国就陷入衰落，再后来更是成了晋、楚两强国之间相互争夺的一块肥肉，所以郑人心底还是有着复兴的郑国梦的，而要实现这个复兴梦，首先就要晋、楚两个国家先倒闭一个。
想让这两个超级大国两败俱伤倒闭一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继续打起来，不管谁输谁赢，都是大量耗费国力之举。
孙武后来曰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冷兵器时代，一场战争就可以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之道。
一场不够，就来两场。
单单就说吃的问题，士兵打仗，要吃饭，首先你要调集很多的民夫把粮食运过去，给士兵们吃，民夫在路上要吃饭，回来要吃饭，不光人吃，马也要吃，受制于当时低下的后勤保障能力，前线1名士兵每吃到1斤粮，耗费在途中的粮食都相当可观。
比如之后的长平之战，60万秦军每个士兵每天吃1斤谷物的话，一天需要60万斤，在后方3、4个人支撑前线1个士兵的情况下，需要征夫200余万来运输，民夫也要吃饭，那么就是说每天耗费在途中的粮食大约需要200余万吨粮食，这还不算民夫的返程，极低的运输效率和极其可怕的消耗比，是任何一个古代王朝都难以承受的。
所以当时楚庄王围宋九个月，没有强大的国家资源在背后撑腰，那是不可想想的。
仅仅从吃这一方面就牵扯这些问题，何况还有人员工资、减员抚恤、武器损耗等等一些事情，要办好这些事情，就需要钱，所以说打仗打得就是钱。
钱从哪来？老百姓身上。
所以一旦战争爆发，并且还是频繁爆发的话，那么就需要大量的金钱，就需要加税了，就劳民伤财了，打赢了还好，打输了元气大伤。
所以，庞大的战争机器只要一开动起来，就要烧家底子了，像城濮之战、鞍之战这样的大型战役，是郑、宋、鲁等一些二流国家完全打不起的战争，这么看来，郑大夫子驷制定的“小国之道”，确实不为一个隐忍发展之道。
制定了国策就要执行，执行的根本就是要让晋或者楚来打自己，然后楚、晋为争夺自己不停的开始战争，不停的消耗自己，要不然子驷的小国之道始终是停留在纸面的一道画符。
公元前565年四月，为了在楚国面前刷存在感，实现“小国之道”，郑国大夫子国、子耳奉命入侵楚国的与国蔡国，俘虏了蔡国司马公子燮。
五月，子驷还带着幼小的郑简公，亲自前往邢丘（今河南温县）与晋、齐、宋、卫、邾的会盟，并将与蔡作战中的战利品献给晋国，以达到彻底激怒楚国的效果。
果不其然，郑国入侵了蔡国没多久，楚令尹子囊就接到入侵郑国的命令，以伐其侵蔡之罪。
但让子囊感到很意外的是，大军刚到郑边境，迎接他们的不是程亮的盔甲和寒冰的长戈，而是满脸堆笑的官员和丰厚的“币帛”，同时还主动向楚国表达求和的意愿。
直到子囊酒足饭饱、满载财物撤军之后，都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感觉在做梦。
郑国没有给子囊醒瞌睡的时间，马上派王子伯骈（pián）去向晋国报告所发生的一切。
在春秋时期，论演技，没人能比得上资深老戏骨——伯骈。
伯骈刚到晋国，就开始陈述事情经过——晋君令我们车兵徒兵时刻保持戒备状态，随时讨伐动乱，如今蔡国的人不顺从晋君，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就讨伐了蔡国，俘虏了司马燮，没想到却招来了楚国的大军。
然后声泪控诉楚军暴行——他们焚烧我国郊外的小城堡（“焚我郊保”），侵略我国的城郭，人民忧愁悲痛，饱受楚军凌辱，国家自身难保，也不能提供安全的避难之所，我们毫无办法，不忍心看到百姓妻离子散，只好向楚国求和。
最后将这件事的后果直接甩给晋国——我军拼死抵抗，始终不见晋军驰援，我和我的几个臣子不得不同楚国签订盟约，特此来说明情况。
伯骈寥寥数语，便将事情颠倒黑白，推得一干二净，果然将中军将荀罃激怒。
对于郑国同楚国签订盟约一事，不管是否出于自己意愿，都是荀罃难以接受的，呵斥伯骈：“你们明知道楚国要来讨伐，为什么没有派使者来告知我们就屈服了？你们这是欺骗我国。”
荀罃一生早已厌烦郑国之反复，对于这次事件的发生，震怒之余，也暗下决心要对郑国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势，用相对楚国的压倒性优势的实力，彻底得让郑国死心塌地，于是恶狠狠的抛下一句话：“到时候我们将兵临城下，为君是问（“图之”），你们好自为之吧。”
很显然，伯骈的目的已经达到，要的就是晋国出兵，而晋悼公也没让子驷失望，次年（公元前564年）夏，晋悼公迅速邀集鲁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邾子、齐吕光等诸侯商议伐郑事宜。
同年10月，联军以荀罃为伐郑总指挥，驻军于虎牢，准备向郑国的鄟门、师之梁和北门三个地方同时发起进攻，一举攻下郑国。
就在联军磨刀霍霍的时候，也遇到同楚军一样的情况——满脸堆笑的官员、丰厚的“币帛”和表达求和的意愿。
面对这种情况，各诸侯还是喜闻乐见的，希望马上同郑国盟誓，然后平分了币帛后回家，但上军将荀偃有其他想法，他建议对郑国实施战略上的包围，引诱楚军来战，然后一举迁灭。
作为曾经的楚囚，中军将荀罃对楚国也是了如指掌，不仅对楚人，对楚内政、外交、军事等更是了然于胸，此时，荀罃也提出一项制楚之计，也正是这个计策得完美执行，给了楚国霸权致命一击，使其彻底退出争霸行列。
与此同时，在名将如云的春秋时期，荀罃仅凭这一计，成为仅次于孙子、吴起之后，排名第三的兵法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