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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为，深圳比东莞的打工者处境要好得多，现在才知道，两个城市对待打工者的态度简直如出一辙！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我的处境没有任何变化，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
每天早上6：50准时起床；7：00开始洗漱；7：10跟宿舍姐妹陆续走向饭堂吃早餐，或馒头白粥，或米粉咸菜，要是起得晚了，早餐就没得吃了，只能一个上午饿着肚子；7：30集合、点名、跑20分钟步；7：50打卡进入车间，由班长开几分钟早会；8：00正式坐到冲压机前，腰板挺直，开始一天的工作。中饭和晚饭为直落上班，也就是中午吃过饭后马上要回车间，晚上最早22：00下班，最迟24：00或更晚。
我以前一直天真地认为，深圳的《劳动法》贯彻得东莞彻底，现在才知道，这里的所谓彻底实际上和东莞一样，等同于一张废纸！想想便也释然，基本工资低，只有加班才能多挣点钱。《劳动法》却又规定不让加班，这本身就很矛盾，对于一个矛盾的政策，怎么能执行下去呢？
除了加班时间长之外，更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因为樱之厂是计时工资。厂方保证最大限度榨取工人在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效益，明确规定，整个冲压三科近千人仅有五个离岗证。在工作时间内，即便是义务加班时间，如有工人去洗手间或饮水台都必须持离岗证，每天离岗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每次不得超过五分钟，否则就被视为旷工被罚款10元到50元不等。为了不被罚款，我和很多人一样，宁愿口干舌燥也不敢多喝水。这样苛刻的制度，想想都会让人窒息！
如果我不试图改变现状，便要和许许多多姐妹一样，被动而无奈地承受这种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象李秀丽一样黯然离开。
改变现状？我一个孤身在外的弱女子，连生存都成问题，用什么来改变呢？学历？金钱？靠山？可这三样我都不具备。每天上班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千转百回地想着这些问题，却从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更要命的是，不但现状无法改变，因为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我连正常生活都无法维持了。公司规定，所有新员工进厂，厂里要押两个月工资，所以我要到11月初才能领到九月份的工资。
因为这边东西普遍比家里贵，当初从家里来时，我带了一包洗衣粉、一盒牙膏、一块肥皂、一瓶洗发水。为了节省，每次洗衣服我都只放一小撮洗衣粉在水中；我把原先的每天刷两遍牙改成刷一遍，每次也只挤一点点，以牙刷能刷出泡沫为准；冲凉前用手摸一下肥皂，肥皂倒也能涂遍全身；洗发水也是用完了灌一瓶水，用完再灌水，后来索性用洗衣粉洗。但尽管如此，我的洗衣粉、牙膏、洗发水还是陆续用完了。
我知道我的同事们都来自五湖四海，萍水相适，交浅言轻，相互之间最忌讳借钱。为了免却被拒绝的危险，我不会去张那个口。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将就了，想坚持到发工资。于是，我洗衣服只用水，或捡起别人掉在洗衣台上的少许洗衣粉；刷牙只用牙刷，没有牙膏就多刷几遍，因为用力过猛，经常是满嘴鲜血；冲凉时我先由上而下浇一通水，估计水己经把身上的泥和汗浸透了，再用手一点点搓；洗头是最痛苦的，我头发又偏油性，洗了还不如不洗。
开始几天还行，但三两天过后，衣服穿在身上，总感觉粘乎乎的，颜色也发暗发黄，象没洗干净似的；没有放牙膏的牙龈经常被刷破，一张嘴就露出一些红红的牙肉，要多恶心有多恶心；冲凉时，经常把身上的皮肤都搓红了，可还是感觉皮肤粘粘的；最难过的是头发，本身就是略带油性，几天没用洗发水，头发又油又粘，就差没凝结成板块了，并用很痒。
坐在冲压机前，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痒了，弄得我精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眼晴不住瞄向车间旁的那个时钟，那个秒针好象每走一下都要停上一个世纪似的。
有一天，我又把目光瞄向时钟，却看到一个矮个子男人，这外矮个子男人就是日本总经理田中成。此时，他笑眯眯的，一团和气，身后跟着八、九最少是科长级以上的人。
我竟然在这帮人中看到了王磊，那高高瘦瘦的身材很是显眼。想到他在人才市场的冷漠，我早把四年前对他的感激之情一笔勾销了。刚想把目光收回来，他也看到了我，虽然有些惊讶，但还是冲我微微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