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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小鬼儿依然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真是欲哭无泪，胳膊拧不过大腿儿，他感到自己没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迫害他的那些人更欠他一个道歉。
而法院都不审了，赵小鬼儿却仍然处于取保候审状态，这是十分荒诞的。
罗本强、罗本娟在起诉赵小鬼儿的诉状中称：赵小鬼儿的所谓举报信共10个方面的问题，在省城“**”期间传播甚广，在省直机关、省公安厅及9市1州闹得沸沸扬扬。省委调查组和省公安厅派专人来滨江调查核实，没有一件属实。
双方的不对称较量处于胶着状态。
滨江中院裁定，罗本强、罗本娟无罪。赵小鬼儿也被放回了家，由于罗本娟、罗本强自行撤诉，从理论上讲，赵小鬼儿也就无罪了。
但从突然被抓，到被留置，后转刑拘、立案、批捕，直到取保候审，赵小鬼儿被多关押了三个月。再到重新被抓、一审定罪、二审裁定，似乎一切工作都从实际出发、按程序办事，但让赵小鬼儿和家人朋友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公安、检察院、法院的依据是什么，谁又应该为他的半年牢狱之灾负责呢？
北京媒体对此发出疑问。
……
赵小鬼儿受难期间，他的朋友们帮了很大的忙。一些战友尤其表现得坚定不移。
他们集体到市委**，向媒体曝料，直至引起了中央权威新闻机构的关注。
通过实地采访和调查，记者就此事进行了报道，又对罗本强、罗本娟及其父亲——市委书记罗守道在滨江存在的大量问题进行了专题追踪报道。
阎家父子（父女）三人的行径从而走上前台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
面对报道，在滨江实属重量级的阎氏家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愤怒，市委书记对此甚是不满，号称“滨江政坛霸主”的罗守道一怒之下将有关媒体告上法庭，结果是败诉。
赵小鬼儿并未因此罢手，他不断**。
前面说过，赵小鬼儿是个犟眼子，他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如果说他多么正义，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更多的是为家人和生活得好一点而奔波劳碌，凭空受了这么多委屈，遭了这么大的罪，他不服，他也为名誉而战。
事情闹大后，有京城法制大报记者前往滨江采访，刑警队后来给记者出示的《抓捕经过》表明，老赵是因涉嫌盗窃机动车被分局抓捕的。
然而，细心的记者还是从中发现了一些疑问，从当天下午13时15分开始，刑警队在吃饭前和吃饭后对赵小鬼儿的审讯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
讯问笔录显示，在接下来的审讯中没有再问及赵小鬼儿是否承认及如何盗窃机动车的问题，而是详细讯问了赵小鬼儿散发“举报信”的经过。
从甲到乙，从“盗窃”转到“举报信”，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不仅当时老赵被弄得越来越糊涂，就连后来采访的记者也不例外。
这让有经验的刑警大队长老纪尴尬。
老纪解释说，当时他正在外面吃饭，具体情况不了解，可以问问其他人。他把记者引进另一间办公室，简单扼要对其他人交待几句就走了，中队长老夏对记者的态度跟老纪一样，客气中不乏谨慎。
记者问当时安排这事的是哪个领导，是大队长还是局领导？
中队长迟疑一下，没有回答。
本来，公安局从上到下对记者一向敏感，凡有采访一律请他们到市局有关部门联系，这次是罗局长亲自同意的，意在解除北京媒体穷追不舍的疑问，化解一些矛盾和危机。
然而，事情看起来并未如愿。
现在的信息是异常活跃的，许多人随时处于联系状态，于是，当记者试图搞清一些问题时，有人进来把中队长叫出去了。
几分钟后，中队长回来告诉记者要马上出现场，对不起，采访被迫中止。
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者与刑警的工作性质有相同之处，那就是追求事实真相。
然而，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记者还是弄清了一些疑问，回到北京后继续发出声音。
无论别人怎么劝说，莫须有的罪名已经成为赵小鬼儿的人生耻辱，压得这位当过兵上过战场见过敌人也杀过人的精瘦汉子内心深处感到生不如死。
虽说在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市局处理了南关分局刑警大队长纪元和中队长老夏及王光成、陶军等打他的人，给纪元党内警告和行政撤职处分，其他几人停职检查，但是，老赵仍然是气恨难消。
他认为，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当警察。
叫他耿耿于怀的是，这是目前为止无法更改的事实。那些打得他大便拉在裤子里的人永远令他耿耿于怀、羞愤难忍……而始作俑者，却依然过着五星级的生活，权大势沉，毫毛无损。
不给个说法，岂能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