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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洛受图大典终于如期举行。垂拱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身为圣母神皇后的武后，率文武百官于洛水，接受一块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瑞石。这块出于洛水之石，被武后称之为宝图。其实，所谓的瑞石或宝图，乃是魏王武承嗣伪造，令雍州人唐同泰上表称从洛水获取。
武后当然知道这其中的奥妙，现实的需要促成她的心照不宣，而那块瑞石也就显得弥足珍贵。以后，武后又将“宝图”改称为“天授圣图”，封洛水神为显圣，加位特进，并立庙，就洛水则置永昌县。
这是一场盛况空前的庆典。在经历了平息越王父子叛乱这样一场波折之后，它一扫朝廷上空的阴霾之气，犹如风雨过后出现的彩虹，整个庆典五彩缤纷；而那神秘莫测的气氛，离经背道的作法，又使整个场面光怪陆离。
然而，喜庆的表象丝毫掩盖不了咄咄逼人的气息，彰显出的是君权神授的威力，再一次凸显出武后的非凡勇气与胆量。而那不符常规、近似荒诞的做法，也多少看出武后此举之无奈。
向着改朝称制的目标一路走来，武后瞻前顾后，自始至终都盯着现实中的每一步，不允许她有丝毫的犹豫和闪失。她不可能完全预见称制路上还有多少明礁暗险，但至少可以明白，最大障碍莫过于纲常伦理。
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那些为维护天子权威和天下秩序的儒家经典，被演绎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的纲常伦理，就此形成了以帝王为主宰，男尊女卑、上尊下卑的大一统格局。
就武后就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王朝而论，这纲常伦理所形成的成规。是武后必须维护和遵守的；而在此之前，要实现自己的抱负，这在客观上无疑又成了她称制路上的桎梏。成了套在她脖子上的一根根绳索。
你想摆脱它，它却要死死缠住你。让你喘不过气来。由此，称制路上，冲突时常发生。这种冲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集中体现在与皇室、与大臣的生死角逐。
她可以用智慧和才能来驾驭群臣，也可以用强力和非常手段来扫清障碍，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在纲常伦理面前。她的坚毅与果敢，却显得苍白无力。
有时候她会觉得纲常伦理就像是秋天里的风，在卷起落叶的同时，把她也同时卷起，使她不得不随它一起飘舞。
又像是一张无形的网，一张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网。一边是纲常伦理，一边是忤逆而行，她所走出的每一步都绕不过这张网。
为了冲破这张无形的网，从争取皇后到辅佐先帝，她不得不以卑微之身处处设防。又不得不使尽浑身解数奋力搏击，至今二十余年，却始终遭遇着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随着改朝称制的日益迫近，这种局面更为突出。
这张无形的网，无疑就像一根根利器。利器之下，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那些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大臣。
为了打破格局，织出另外一张网，一张能够网住天下、网住士子百官的网，武后巧妙地借助天命，充分利用母后这一特殊身份的影响力。突出君权神授，彰显女主临朝的天子本色。试图通过平衡儒、释、道，从中寻求突破。
圣人受命、天降符瑞、推德定制。这是自汉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观念。武后临朝称制，没有充足的理由打破国家正统，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废除现有的秩序。
因此，她不能同传统的纲常伦理对抗，也不能从根本上否认儒家的治国理念。
一个简单的道理，破旧如果不能立新，朝廷乃至天下无所适从，其结果，只会造成混乱，动摇甚至否定她的整个执政基础。
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尽管她一次次受到儒家伦理的伤害，却又不时地为儒家的纲常伦理抽丝结网。这似乎是一件艰难的事，但她必须这样去做，而且是心甘情愿去做。
同时，她又要摆脱儒家纲常伦理对自己的掣肘，她非常清楚，如果严格按照儒家的纲常伦理行事，那将一事无成。
如果说，对付以武力相对抗的敌人，需要的是勇气和胆量，那么，对待儒家的纲常伦理则需要高超的智慧和不同凡响的手腕，这就是立足现实，另辟蹊径，自寻出路，在实际操作中不断进行变革。
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要找出更多的证据证明自己就是那个受命于天的女皇帝。
身为皇后且主政多年，武后熟悉皇家诸多礼仪，也自然懂得君权神授之要害，曾参与高宗各项皇室祭祀活动，麟德三年春正月，高宗升泰山行封禅之礼，武后即为亚献；她还以皇后名义多次祀先蚕于北郊。
这是皇室的荣耀，象征着皇室牧民天下的至高权威和尊严。正是这皇家礼仪启迪了武后，使她懂得如何宣扬天命，如何利用天命。
在临朝称制后，武后就把一切礼仪规则演绎成与天命相呼应并为己所用的成规。武后一向都是自信的，从来都未曾怀疑过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深知这些事情只能一步一步去做，功到自然成。
为打造声势，武后在东都洛阳建造气势恢宏的明堂，其前后还配有独具一格的应天门和天堂。
工程落成后，武后着天子衮冕礼服，率文武百官祭祀李氏皇室暨武氏之先祖；之后，又驾临万象神宫内接受群臣朝贺，并于明堂设宴，大飨群臣。
还置铜匦于午门外，设延恩、招谏、伸冤、通玄四箱，借以广开言路，招贤纳谏，探测天象民意，受理冤案申诉。武后崇尚佛学，尤其是对华严宗、北宗禅情有独钟。
与早期先帝太宗崇尚佛学不同的是。武后在推崇佛学的同时，又别出心裁、苦心积虑地将儒、释、道加以组合，经纬交错。抑扬有度，把其演绎成有利于她称帝的重器。武后不想把任何一种教义绝对化。
就是不想被某一教义捆住自己的手脚；她可以偏爱某种教义，但现实之中又容不得她迷恋某种教义，在很大程度上，她只能把这些教义变为为己所用的工具。
白马寺主薛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述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来做阎浮提主，唐氏应当衰微。武后下制将《大云经》颁布天下。
每个佛寺收藏一本，令僧人于高处讲说。凡此种种，武后就是要在称帝前夕，需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出合理而有信服力的诠释，包括过去的现在的还有将来的，
一切都要在天命的演绎下使之顺理成章，使之名正言顺，一句话，就是要把自己天子配享明堂的戏做足够，做充分。也为日后巩固皇权打好基础，开辟前程。
她自己可以怀疑天命，但决不能让天下人怀疑自己女主天下的身份。以至于在自己已经称帝之后，还要为前朝的李君羡平反，而其中所牵涉的事件，更是对她称帝前后产生过深厚的影响。
早在服侍先帝太宗时期，当时被册封为媚娘的武后，就依稀听到过武媚娘的传说，其实，那只是一首流传在坊间的与自己的赐号同名的小曲，纯属巧合。以后。就有错杀李君羡的真实故事。左武卫将军李君羡，军功极高。深受太宗器重。
太宗创业之初，他曾跟随太宗征讨刘武周和王世充等。每次作战一定单枪匹马冲锋陷阵，前后赐给宫女、马牛、黄金、杂綵等不可胜数。
太宗即位，多次迁任后为华州刺史，封武连郡公，宿卫玄武门。当时，屡有太白星于昼间出，太史占卜言：“女主昌”，期间，民间又传“唐三世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令太宗李世民甚为不安。一次，太宗召集武官在内廷饮酒，行酒令时让众人各报自己的小名。李君羡自报小名为“五娘子”。
太宗愕然，又因为李君羡封邑的属县中有“武”字，从而怀疑李君羡就是那个将要代唐的女主；李君羡后出任华州刺史，有御史奏其与妖人交通，谋不轨。
太宗借机坐诛李君羡，籍没其家。就当时或以后相当一个时期而言，无论是武媚娘还是后来的武皇后，都未曾相信这样一些故事，更未曾将这些故事往自己身上靠，皇帝杀不信任的大臣乃司空见惯，何愁没有借口！太宗即使怀疑，也应该怀疑她这个武媚娘，而不应该是李君羡。
不过，武媚娘当时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女才人，何况还是一个与皇权毫无关系的女人！就此而言，不但太宗不会怀疑，就连自己也不会相信。
只是后来随着朝廷的一系列演变，武后地位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她或多或少开始相信天命，相信那个“女主昌”，那个“唐三世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就是自己！即便如此，武后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她知道，要驾驭天下，需要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