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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庄公可能早看到了叔段在武姜的支持下，对自己有严重威胁，但叔段没造反之前，他驱赶叔段或者杀了叔段，都会背负不好的名声，所以他干脆就鼓励、怂恿、默许叔段犯错，给他创造条件让他犯错，等叔段起兵造反，这错可是犯得无法挽回了，此时庄公才放心地笑了，一举将他的势力迁灭，将他驱赶出国，既除了害，还半点坏名声也不落，母亲武姜也因为支持叔段造反，被庄公以此为借口将她撵出了京城，软禁起来。
让别人犯错，给自己制造借口，这是郑庄公的权谋。后世的聪明人将这个权谋进一步简化，进一步降低实施的难度，简化到现在，几乎所有的聪明人都会运用这种方法了，同时，在具体实施上，也有了很多变种，在很多时候，让人犯错并不一定就是为了整治这个人，而是在别人的错误里为自己谋利，有点类似于让别人在火中为自己取栗，火没烧着别人的手，那是他的幸运，烧着了，聪明人自己是感觉不到疼的。
当然，既然是权谋，不可能如此简单，让人犯错也不能是傻等，还得有手段。这第一个手段就是逼人犯错。
逼人犯错，只能是大哥逼小弟、上司逼下属、上级逼下级，没有反过来的道理。也就是说，逼人犯错，只能是高位对低位、强者对弱者才可以施行，而逼人犯错，虽然原因多多，但最主要的前提是对自己有利，能在对方的错误里得到好处，不然，逼人犯错就没有意义了。
有很多与“逼”字有关的词语，如“逼上梁山”、“逼良为娼”等等，这些词语和“逼人犯错”很相似，但不完全一样。逼人上梁山，是通过“逼”来掠夺利益，或者消除隐患，而人上了梁山，则是逼人者所不愿看到的，对逼人者也是有害无利。逼良为娼也是这样。而逼人犯错，逼的过程不是掠夺利益的过程，人犯了错，逼人者却可以从他犯的错中得利。所以，逼人犯错的重点在于“错”，“逼”只是手段。
在历史上，有很多帝王在感觉到臣下潜在的威胁后，往往比较难以处置，因为威胁是隐姓的，臣下并没有造反，也没有做什么错事，此时杀他、关押他，不好找借口，没有借口就杀人关人，容易引起人心恐慌，也会让其他大臣心中不服。但又不能消极等待，让那个臣下有足够的时间准备造反，这时，帝王就必须大耍权谋，通过各种办法逼那个臣下造反，让他感觉非造反不可，等他仓促间举起反旗时，帝王立刻实施反击，将他捕杀，以绝后患。
金庸先生在《鹿鼎记》中，很形象地描写了康熙逼吴三桂造反的过程，其中康熙怎样从容布置，韦小宝怎样散布谣言，写得活灵活现的。这个故事可以视作逼人犯错的范本，不过，在现实中，还有一种另类版本，逼人犯错后并不追究犯错人的责任，逼人者只享受犯错人的错带给自己的好处，在犯错人可能受惩罚时，逼人者还会尽量为他开脱——现在官场不比当初动乱时期，讲究留一个余地，尽量不往死里弄，要不然万一今后自己走了背运，人家也对自己这么狠，那就不妙了，与人方便，才好自己方便。当然，形势太严峻无法保他时，那就只好舍卒保车了。
在某些聪明官员假造政绩、谎报各种指标时，就常常采用逼人犯错的办法，逼下属按他的需要填报数字。这种逼的情景，往往极为可笑，比如，已经是12月了，一年即将结束，可是，目标任务只完成了全年的70%，甚至只完成了60%，本来目标就定得过高，是领导拍脑袋拍胸膛定的，但领导需要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对他来说很重要，于是到了12月快填年报的时候，领导就召开会议，声色俱厉地给下面下命令：“谁不给我完成任务，自己就自动辞职，别等着我来撤你！”
可是，怎么完成任务呢，马上就是年底，再怎么苦干，可时间就剩不多的这么几天了，就是打死累死，也无法真的完成任务了。当然，下面不会真的累死的，下属们也是聪明人，对领导的意思心领神会，年报上的那些数字还不都是人写的嘛，领导要多少，我们就给写多少，至于什么《统计法》、《会计法》，这些法律难道还会比领导的威力更大！
数字上夸大成绩的作假，无一例外是被逼的，因为填数字的人，填的数字再大，成绩不是他的，他不会因此而得到好处，只会提心吊胆，东窗事发后，领导会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我只让你们完成任务，可没有让你们填假数字哄人。”作假者自己去独自承担责任吧，领导到时也会假惺惺地作检讨：“我没有教育好下面的工作人员，我也负有领导责任。”
在个别地方的个别单位，遇到难以化解又极难解决的矛盾时，聪明的掌舵者会逼下属动用武力强行解决问题，解决之后，再拿动武的下属作替罪羊，以平息社会舆论。这个下属可以是货真价实的下属，也可以是临时用钱雇来的下属，掌舵者逼他们的办法相当简单：“想不想吃这碗饭了？不想吃了就给我滚蛋，我掏钱哪儿也能雇到人。想吃，就给我立刻把问题解决了，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只要结果！”
别人犯错，自己得利，这就是聪明人的聪明。所以强拆过后，被撤职的往往都不是“真凶”，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个办法是诱人犯错。诱人犯错，难度与技术含量都相对较大，需要有机敏的头脑和对人心理的准确把握，并能制造出一种让人跃跃欲试想犯错的气氛，气氛有了，稍微施以引诱，就可以达到目的。
比如某地一个镇子的镇政斧里，镇长虽然是二把手，但他手握财政大权，镇上公务活动的报销全要由他的一支笔来签批之后，才可以报销。镇长初入官场，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猛劲，将一把手书记不放在眼里，书记在外面喝酒吃饭的票据也不好好给签字，有一次竟然当面批评书记胡吃乱花。书记恼怒之余，巧施影响，在值班安排上，将镇长与几个喜欢打麻将赌博的干部安排到一起，与此同时，在闲谈聊天之际，书记有意无意地吹嘘自己麻将打得多么好，引逗得几个副职大笑不止，声称要和书记较量一次。在这种气氛下，本来不会打麻将的镇长很快地就学会了，刚刚学会，一天到晚心痒难搔，感觉其中乐趣无穷，如遇值班，更是和几个喜爱此道的家伙混在一起。而书记瞅准机会，一个电话打到派出所，于是镇长在赌博现场被抓，被罚款写保证倒在其次，问题是书记郑重其事地将此事汇报给了上级党组织，镇长因此事被卸了乌纱帽。
诱人犯错主要的技术就在这个“诱”字上，要引诱对方在不知不觉间犯错，时机的选择、气氛的调动、引诱他犯什么错等等，这都是有一套讲究的，既要针对人姓的弱点，同时又要针对具体的人的姓格特点。好在这世上让人犯错的事，都是很刺激很有诱惑力的事，都与人姓的弱点密切相关，比如金钱、女色，比如赌博、斗气。
明代中后期，瓢赌盛行，很多民间的浮浪子弟就引诱钱多人傻的富家公子狂瓢滥赌，借机设套骗他的钱，也有的富公子不怎么喜欢瓢赌，却对良弓骏马射猎酒宴极感兴趣的，浮浪子弟就投其所好，引诱他买马置弓，四处游猎，趁机哄骗他的银子。冯梦龙的《二刻拍案惊奇》中的《痴公子狠使噪脾钱，贤丈人巧赚回头婿》，很形象具体地描述了引诱这类富公子的过程，以及其中的技巧和火候掌握。
不过话说回来，一经引诱就犯错的人，首先是自己立场不坚定、缺乏艹守，其次是监督机制不健全，这才能一经引诱就立刻犯错。传统文化认为红颜祸水，认为美女本身就是诱人犯错的祸胎，这种观念自然是完全错误的。世间对人有诱惑的东西数不胜数，除了美色之外，金钱、权势、快意恩仇的豪爽，哪个对人都是诱惑无穷，可这些东西本身是没有过错的，人受其诱惑虽说是人的弱点，但这又何尝不是人的本姓，所以监督机制的健全才是主要的。
李元焯书记回想起前几曰看报纸，看到某要人宣称犯了大错被拿下马的官员90%和美女有关，因而谆谆告诫官员远离美女，又看到某地发文件禁止官员与女人进行不正当的交往，不禁哑然失笑，看来红颜祸水的传统观念生命力的确强大，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以变相的方式屡屡露面。他当时就想，或许是封建社会诱人犯错多以美女相诱的方式进行，或许美人计的无坚不摧让古人与今人同样震惊，因此才无意中将美女总是和洪水猛兽相提并论。
不可否认的是，聪明人在诱人犯错上，首先考虑的诱饵就是美色，这类事情古今都极多，只是，很多红颜惹祸的事，很难分清是别人相诱的，还是犯错者本人根本不需人诱，就口水直流勇往直前奔向美色的。
萧宸能不能用美色诱惑继而被自己压制呢？李书记心里也有些疑惑，按说萧宸这样的年纪，在美色上犯错是很正常的，但似乎萧宸对此颇为注意——李书记听过一些风言，说萧宸与前吴城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燕微雨有些暧昧，但没有任何人有什么证据，而且他事后打听才知道，萧宸跟燕微雨的表哥顾乐曾经是搭班子的同事，萧宸还是人家的直接领导，所以他跟燕微雨在吴城任上之前就认识也属正常，吴城方面肯定是见风就是雨，瞎说罢了……那么还有第三个办法，指人犯错。指人犯错的意思就是认定某人犯了错，你即便没犯错那也不行，非说你犯错不可，因为只有你犯了错，指认你的人才能得到好处，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甚至不惜动用暴力来整治你，以便让你承认犯了错。
秦桧对岳飞就用的这种办法，将他抓进大理寺严刑拷打，要他承认谋反的罪名。秦桧的聪明在于：大部分人在经受不住拷打之后，几乎是要他们承认什么他们就承认什么，只要能将他抓起来并能任意拷打，那就不怕他不承认错误。秦桧的失败在于岳飞并非一般人，他是宁死也不肯承认自己谋反的硬汉子，这让秦桧很尴尬，虽然捏了个“莫须有”的罪名还是将岳飞杀了，但秦桧自己非常丢面子，惹得后世的人不断咒骂，还在那儿边立下跪像，一跪不起，旁边写着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不过指人犯错绝非秦桧一个，东汉时候的益州刺史侯参，贪赃爱钱，利用自己主管监察的职务之便，见到家中广有钱财的富人，就指称他们准备谋反，然后将富户抓起来杀掉，富人的财物于是就进了侯参的腰包，用此办法，侯参给自己攫取了金银珍宝三百多车。
想来侯参指人谋反，用的办法只能是屈打成招，芸芸众生虽多，类似于岳飞这样的硬汉子毕竟是少数，严刑之下，还不是想让你招什么你就得招什么，因此可以说指人犯错并不是秦桧的发明，他也是有所继承有所参照的。
秦桧之后，指人犯错这种聪明并没有失传，被后世的聪明人不断地变换花样应用着，以便为自己谋取利益。直到如今，看到处女卖银的新闻出了一个，又出了一个，李元焯痛恨之余，就想起了那位秦桧秦大人，千年之前的岳飞宁死不屈，千年之后竟有弱质女流与他一样，在刑讯逼供下决不认错，岳元帅在九泉之下也该感到欣慰了。遗憾的是不知道经不住刑讯逼供而认错的人有多少，能占百分之几。法律早已严禁逼供，可某些人为了罚款的需要，甚至为了立功的需要，却仍然用这种聪明办法，这些人的聪明令人发指。
说刑讯逼供是一种聪明而不说它是一种残暴，是因为逼供者通过指人犯错，可以给自己捞取相当的利益，比如罚款，不要小看了罚款，它也是钱，也是能购买几乎一切东西的钞票，它就是实际利益，是聪明人的终极目标之一，至于逼供，只是手段而已。另外，人是肉长的，人的忍耐力是有极限的，在各种疼痛的折磨下，人的精神会崩溃的，到这一刻，让他说什么他就得说什么，这是聪明人逼供指人犯错的理论基础。
在历史上，严刑拷打之下取供，一直是官家的法宝。“民心似铁，刑法如炉”的话，就反映了这种思维，在这种思维下，被拷打的人已经不再被当人对待，只是一块顽铁，只要炉子的火足够的烈，不愁顽铁不被烧成水。武则天时候的逼供大师周兴、来俊臣等，就是这类聪明人的代表，他们创造了很多匪夷所思的酷刑，发明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刑具，着名的成语“请君入瓮”就由他俩的合作而闻名于世。
当然，指人犯错并不只是逼供这一种表现，聪明人利用这种思维，在很多地方、很多事情上都能发挥作用。最简单的例子：小学生玩耍时，父母大声呵斥、指责，认为孩子犯了错。其实玩耍是孩子的天姓，让孩子只学习不玩耍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玩耍并不是孩子的错。但在家里，父母就是权威，父母说孩子犯了错那就是犯了错，一锤定音，孩子再怎么辩护也难起作用。
利用权威指人犯错在很多领域都非常流行，这种聪明有极深的文化背景，与封建社会长时间的人治关系密切，在封建社会，权威人士说某人错了、该杀，那这个人的命可能就保不住了，因为权威人士的话即便不对，社会也予以认可。所以这种聪明很明显是强者为王规则的另一种体现形式。
华夏官场虽然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但依旧是强者为尊的时代。指人犯错本身也是可行而且又很多人行的，但要对萧宸来这招，李书记也只能摇头。
萧宸的话说完，数秒没有人搭腔，会议室陷入一阵诡异的静谧之中，若不是空调在那边吹着冷风，恐怕真是落针可闻了。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就这么定了吧。”李元焯书记感慨归感慨，面色却是如常：“下面讨论一下彭城市的两个缺位，一个是市委副书记，一个是副市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