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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
攻占北京,是闯王李自成事业的巅峰。现在,大顺朝的控制范围涵盖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五个省和湖广部分地区,广袤数千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陕西省,还包括现在的甘肃,宁夏及青海的一部分,北直隶则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天津和河北)。
但也就从这时起,李自成开始走下坡路。因为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等人,就是**所说的这样一群渺小的人,他们陶醉于眼前的胜利,缺乏真正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头脑。
进入北京后,他们主要忙着两件事:拷掠百官,尽情享乐。他们不知道全中国的人,都瞪大眼睛注视着北京。
十几万大兵拥挤在京城内,李自成根本搞不清,自己正在干什么,下一步应该怎样做。凭着一腔热血打下了江山,却不知道在废墟上如何建立一个新政权。
“迎闯王不纳粮”是大顺军发动群众,争取民心的革命策略。它是理想,更是空想,现在夺取了政权,条件变了,只有建立合理的赋税制度,建立稳固的经济基础,巩固各级地方政权,才能保证大顺朝的长治久安。
古人造字既有意思又讲道理,“赋”字从贝从武,本义就是军费,“税”字从禾从兑,指的就是公粮。赋税制度是国家机器得以运转的先决条件,而发展生产则是获得稳定的物质基础和赋税来源的可靠保证。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在落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没有哪一个地方会保证百万大军的吃饭问题。既不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又不能向占领区人民轻徭薄赋,就只好继续掠夺了。史书上说:“贼兵无饷,皆资掳掠。”
“追赃助饷”本质上就是一种掠夺,它就像一只潘多拉魔盒,打开后,空气中到处漂浮着贪婪,暴虐,血腥的气息。掠夺也许客观上具有“均贫富,等贵贱”的效用,但追赃扩大化却直接造成了大顺军的军纪败坏,失掉民心。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语)。光抓革命,不促生产,是不会长远的。
不能及时调整既定的政策和策略,是大明旧臣的悲剧,更是大顺朝李自成的悲剧。
对刘宗敏等人的胡闹行为,李岩和宋献策感到忧心如焚。
宋献策知道刘宗敏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就拉上牛金星,宋企郊等几个文官,一起去找刘宗敏。
“现在大顺士兵到处抢掠奸淫,刚进城时严明的军纪荡然无存,民心已经开始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