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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希望我提出建议呢，还是想要做大幅度的修改？”杨锐翻阅了王良才的实验设计的本子之后，令人意外的问了一句。
“像谷强那样的修改。”王良才的回答非常的功利性，又有些让人忍俊不禁。
好在并没有人听得到。
杨锐亦是笑了出来，道：“你确定？”
每名研究员都有自己不同的思路和风格，尤其是中年研究员，至少已经形成了个人习惯，并不是你提出一个实验方案的，对方就能照做出来的。
实验操作千奇百种，总有擅长的，不擅长的以及不会的。
这就好像是有的篮球运动员擅长投三分，有的擅长勾手，甚至还有靠擦板混世界的，安排战术的时候，自然要将他们安排到自己合适的地方去。
实验室里的研究员也是如此，哪怕都是剥卵，也有不同的剥法。
若是一个武侠世界的话，水产所出身的学者的剥卵法，与北大系的剥卵法，就等于是两个门派的武功。
王良才却没有考虑那么多，或者说，他已经做好了重新学习一些新技巧的准备了。
中国在生物学方面，最接近世界水平的，大约就是遗传学了，而在遗传学里面，底蕴最深厚的当属水产所。中国的鲤鱼和鲫鱼自建国以来，就被修改了无数次基因，堪称是世界淡水鱼里面最杂种的鱼了，那全是水产所的功劳。
但在1987年，即使是水产所，也很少有机会，站在世界前沿的舞台上。
倒不是说他们做不出世界级的成果。
中国的实验室在80年代，其实是潜心研究出了很多东西的，21世纪的中国，能够养活一群群喜欢豪车和美女的富二代，以及不读书仅凭人的本能就养活自己的年轻人，不是建筑在空中楼阁上的。
但是，做出过世界级的成果，不代表能够得到世界级的关注。
因为他们无法稳定的产出世界级的成果。
世界一流的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验室的差距就在这里。
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验室，偶尔也是能做出好东西来的，但一流的发达国家的顶级实验室，做出来的都是好东西。
公众的关注点只会在稳定产出一流成果的实验室那里，科学家的关注点也是如此。
杨锐的实验室是绝对的例外。
自三年前开始，杨锐的实验室，就在稳定的产出好东西。
离子通道的研究是世界一流的，去铁酮的研究也是世界一流的，G蛋白偶联受体更是世界顶级的。PCR虽然是华锐实验室的成果，但挂的也是杨锐的名字。
杨锐的名字，就是吸引全世界的生物学界，聚焦的焦点。
王良才如此积极的加入到杨锐的实验中来，也是为了这样的焦点。
想要成为世界瞩目的科学家，杨锐是能提供捷径的。
谷强走过的路径，已经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我还能学点新东西。”王良才笑一笑，隐晦的表达着自己的心情。
人过中年，再学新东西是很艰难的。
中年人的智力和体力都不在巅峰了，不仅不在巅峰了，还在走下坡路，玩智能手机对他们来说都是挑战了，全英文大几百页的说明书，还有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操作要点，并不是努力一个词就能解决问题的。
王良才却是愿意挑战它。
对中国的学者来说，挑战是唯一的生路。
大部分的中国学者，其实都葬身在了挑战之中，好在社会还给了他们一条生路，让挑战失败的学者可以转做领导，或者教学，或者混混经费，卖卖名声，骗骗企业什么的。
只有很少部分的学者，能够在不断的挑战中胜出。
他们从50年代开始，就在不断的挑战不可能。
中国是贫油国，李四光决定挑战它。中国人不可能养活自己，袁隆平决定挑战它。中国人没可能做出原子弹，挑战它的有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钱三强、吴自良、王大衍、郭永怀……
在发达国家做学者，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顶级实验室做学者，出成果往往是必然之事，只看大小而已。
最简单的例子，谁家要是有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你多算几百万位的π，或者多闹几个素数，都是能发表顶级期刊的成果，就科学领域来说，所需要的基本只是狗的智商。
但在第三世界国家做学者，能不能得到世界级的成果，就只能拼命的去挑战了。
对王良才来说，只要杨锐能提供路径，他是不畏任何挑战的。
这也是八十年代的学术界最普遍的思想状态。
京城一年过劳死几十名的中青年学者，都只是挑战失败的副作用罢了。
杨锐默默下巴，道：“我试试看吧。”
他给谷强修改实验设计，一方面是因为他较为熟悉谷强了，另一方面，他也是特意选择了谷强擅长的方案。
对于王良才的话——杨锐其实也是有些熟悉了。
再一个，克隆羊的方案之多，也是杨锐有底气的理由了。
作为生物学中最具有想象力的学术研究之一，克隆项目的实验方案也是多姿多彩的。
杨锐最近一段时间，也是看了其中的许多，此时就阅读着王良才的实验设计，一边看，一遍思考起来。
王良才的蝇头小字写的很是认真，内容也比谷强的实验方案细致的多。
这让修改变的复杂许多。
王良才望着杨锐的表情，更多的还是担心。
越是细致的实验设计越难修改，老实说，如果不是对杨锐的信心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王良才是不会拿出今天的笔记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