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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1日。
并没有五一长假的气氛，杨锐早起蹬着自行车，前往海淀区的委员会开会，没一会儿，他就融入了茫茫的自行车大军中去了。
北@京的街道修的宽展平整，正街到处都是十米二十米宽的马路，即使如此，上下班时间，也几乎没有留给汽车穿行的道路，成千上万名的劳动者，一人一辆自行车，保证马路再宽两倍，也能塞的满满当当。
杨锐不是第一次骑自行车出门了，但赶着上班时间，陪着上班族的大军一起出行，还是第一次。
他有些好奇的向左右张望，努力的控制自行车的平衡，不过，好奇心很快就被拥塞的车流给磨平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堵车深深的厌恶。
如果说，坐轿车遇到塞车的烦闷指数是1，坐公交车遇到塞车的烦闷直属是2，开自动挡汽车遇到塞车的烦闷直属是3，开手动挡汽车遇到塞车的烦闷直属是4，骑自行车遇到塞车的烦闷直属就是4321。
不止杨锐烦闷，身边的人亦是抹着汗，各种喋喋不休的谩骂。
尤其是身穿各种厂服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们，更是骂出了节奏，骂出了特色。
前方的红绿灯看起来很近，闪的却更快，红灯仿佛漫漫无期，绿灯似乎一亮就灭。
杨锐眼瞅着起码还要两拨人，才能穿过这条十字路口，不禁向四周看看，寻到一位面善的，没话找话的瞎聊天道：“您今个是正常上班吗？这里每天都这么堵？”
“平时哪能这么堵啊，今天不是所有人都出来了嘛。”落后杨锐小半个车身的是位有四个兜的干部，他早就等烦了，见有人和自己聊天，立即打开了话匣子，道：“平时要是都这么堵，我得早起半个小时，听说政府已经在搞限行计划了，说是给自行车上牌，分单双号，单号的自行车，双号就不要出来了，坐公交车，缓解压力。到时候，估计就不会这样了。”
“单号的自行车限行了，骑双号的出来不就行了。”
“你家还买4辆自行车不成？”
“总有人家买得起吧。”
“买得起就骑喽，不过，平时也没这么多人。”
杨锐奇怪的问：“今天不是五一劳动节，人反而多了？”
四个兜的干部更奇怪的看杨锐一眼，道：“刚上班吧。五一劳动节，什么叫劳动节，就是要劳动喽。对了，你这也是单位组织吧，去哪里？”
刚刚还沉浸在五一长假的概念中的杨锐想了一下，道：“海淀区。”
“做什么？”
“搞卫生之类的吧。”杨锐只好胡乱的解释一条。
“街道卫生？还行，我们今年惨了，承包道旁树，给树刷石灰，又脏又累，狗啃的领导，又把我们给卖了。”四个兜的干部也等的焦躁，亦是忍不住骂了起来。
杨锐失笑：“你要给树刷石灰，不穿一套干活的衣服？”
“到了再换，干活前干活后还要开会呢，穿身脏衣服也不像样。再说，也不是所有人都刷石灰啊，总有做后勤的，给领导拎包的，是不是？狗啃的领导……”
有了这位四个兜的干部起头，等的无聊的人，自发的举行了骂领导大赛。
杨锐听了差不多十分钟，才终于将红绿灯熬了过去。
快到委员会的办公楼，滚滚的车流才分散成形单影只的环保自行车，杨锐照例将车停进门口的停车棚，背起一个单肩包，就往里走。
比起其他科研单位的委员会，承担着更重要任务的GMP委员会明显高人一等，尤其是有自己的办公楼，是其他松散的委员会无法相提并论的。
办公楼前照例有药厂的人等着，见到杨锐，都是热情的与他打招呼。
杨锐亦是笑着点头，但并不停留，直奔自己的办公室而去。
杨锐也是来到这间办公楼以后，才意识到蔡教授一力推选他进入的原因。作为一名没有单位，没有深厚的学术背景的全新人，GMP委员会能够提供给杨锐的，是稳固且不断积累的权力。
短短的几周时间里，杨锐收到的饭局邀请，就是以前的十倍之多。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再提到杨锐，就已经变成了GMP委员会里的杨委员，而再没有人会说学生云云。
唯一有点麻烦的，也就是人情往来了。
国内的经济环境在稳步上升，但要说有什么行业始终过的非常好，那就是非药厂莫属了。
现在的药品固然是便宜的，可也不是特别便宜，若是以人均工资来看的话，少的也是有限。不过，对药厂来说，最重要的部分是公费医疗的比例很高，城镇居民甚至能做到80%以上的医药费报销，如此一来，药品的销量就非常大了。
而且，不同于其他行业，医药行业的附加值是很高的，哪怕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老药，比如磺胺，又或者30年前的青霉素，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不是乡镇小厂所能比拟的，再加上理所当然的政策和工业门槛，使得国内的药厂在经营方面，始终过的都很舒服。
然而，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舒服的企业，药厂的天敌是卫生部，更是卫生部下属的各种机构，其中掌握其性命的，就包括刚刚成立的GMP委员会。
与国外相似的药品生产管理机构不同，国内的GMP委员会虽然是一个顾问机构，权力却大的惊人，因为没有哪名卫生部的官员，敢在GMP委员会给出明确的文件以后，给予药厂以袒护，这种风险是高级干部们一点都不愿意接触的。
再加上药品生产的专业属性，GMP委员会出具的正式文件，向来只在办公室里盖个章子，就会成为药厂头顶的圣旨。
一款药能不能投产，一款正在生产的药物能不能继续生产，一家药厂的产量能否扩大，一些出了问题的药厂的错误是何种程度的，都需要经过GMP委员会来过滤。
从本质上说，GMP委员会就变成了卫生部官员的保险阀，几乎所有有风险的决策，都有官员丢到GMP委员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