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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伦丁在华锐实验室里很沉默,除了说一些新药开发中的事情以外,很少聊天甚至说话,有时候,他甚至会用幽怨的眼神看着杨锐做出一个又一个的去铁酮衍生物。
是的,一个又一个的去铁酮衍生物。
杨锐完全听取了范伦丁的意见,决定多做一些去铁酮的衍生物,以资备用。
新药开发是一种很考验人品的事,因为公众对制药企业异乎寻常的高要求,使得临床试验的风险无限增大,同样的化学结构的药品,能在欧洲通过的,不一定能在美国通过,今年通过的,明年不一定能通过。
即使是辉瑞这样的公司,也无法保证自己某一种化学结构的药品就一定能通过FDA的审查,不同的化学结构会有不同的副作用,而且,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也不一样,谁也猜不到,你的下一次临床试验,是否会遇到某名病人产生应激反应。
现代临床试验,并不能覆盖全人群,更没有发达到通过基因进行临床试验的筛选,因此,除非是备受公司期待的重要药品,否则,一次临床上的意外,就足以断送一种好药的前途。
而解决方案,就只能像是买彩票一样,尽量多买一些,尽量覆盖的全面一些。
当然,在这样的政策限制下,公众获得并不一定是副作用最小而疗效最出众的药,而是最好运的药。
换言之,杨锐也不确信曾经的印度公司所用的化学结构的去铁酮,就一定是疗效最好,而副作用最小的去铁酮。
同样,杨锐也不确定再来一次临床试验,曾经最幸运的化学结构,依旧能够脱颖而出。
所以,在得到了范伦丁的提醒以后,杨锐只能尽可能的做出更多的活性物质。
而他做出新的活性物质的方法也很简单,抄曾经的仿制药就行了。
不同的仿制药就有不同的化学结构,作为仿制药公司,如果有心要仿制某种原创药的话,他们往往提前三四年甚至六七年做准备,用这么长的时间,弱小的仿制药公司也总能仿制出几种相似的化学结构,继而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仿制药的审核制度比原创药要宽松的多,尽管如此,能通过监管的仿制药也不会太多。
但对扫过药典之类的书籍的杨锐来说,一个国家出现一两种仿制药,全世界的仿制药就太多太多了,尤其是九十年代前后的药品,仿制药的结构专利都失效了,各种仿制药的仿制药更是层出不群,其中一些还颇有创意。
杨锐根本不用考虑太多,按照既定的步骤,将各种不同化学结构的药物依序做出来就行了。
这种感觉,其实有点像是读研时的工作,无非就是实现既定目标而已。
虽然枯燥,实际上也是有些微的成就感的。
毕竟,平均一天做出一种全新化合物这种事,还是很容易让人的事业心爆棚的。
想想普通人用铁皮箍一个垃圾桶都开心的像是做了大事一样,合成一种全新化合物——好吧,普通人是不会在乎这种事的。
就连魏振学,也对杨锐的开挂行为视而不见。
他虽然是化学专业毕业的,也在煤科所工作多年,但中国的化工专业,向来是以吸收西方国家的营养为己任,拿来主义搞的比什么都好,一天做一种全新化合物这种事,有时候还能作为宣传来搞。
然而,范伦丁可不是在煤科所工作多年的。
他在剑桥学习和工作多年,也没见过做全新化合物做这么快的。
范伦丁甚至忍不住给自己曾经的导师打了个电话,双方在电话的最后,听了一分钟对方的呼吸,就算是结束了对话。
自那天以后,范伦丁更沉默了。
魏振学因为给杨锐打下手的原因,找范伦丁问了好些问题,没有得到热情详尽的解释,很是不爽,做实验的时候,就对杨锐道:“这个老外,性格太阴暗,你看他一天低着头,好像别人都欠了他几十万的样子,太遭罪。”
“人家是不喜欢说话。”旁边是虎头虎脑的科研汪王镭,他目前是职业科研汪,长期跟着杨锐打杂。
魏振学摇头:“你是没见他刚到实验室的时候,话有多少,我看,他是见我们做出了成果,不甘心,或者干脆是嫉妒,所以不说话。”
“哪里会,人家剑桥毕业的,嫉妒我们啥啊。”王镭撇撇嘴,道:“我听说,国外人一个月的薪水都要好几万块,剑桥毕业的不是要更多?”
“剑桥毕业的,又不是剑桥是他们家的,就我们做的去铁酮,他们不就没有。”魏振学也摇头,又道:“一个月几万块也是瞎扯淡,咱又不是没见过外国人,一个月有几千块的就不老少了,要落给我,我就好好攒钱,一个月花50,攒寄钱,攒够20万,我就辞职回家,天天吃银行利息,再用不着天天在实验室里窝着了?”
在旁边做聚合酶实验的黄茂听到了,忍不住道:“老魏,我们在实验室里工作,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共同的理想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