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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生产寡聚核苷酸的DNA合成仪几天内就从天津港送了过来。
杨锐也是确定了这些基础设备到货，才开始正式进行PCR的项目。
与幸福的穆里斯不一样，杨锐第一不是白人，第二不是美国人，第三不属于发达国家的知名研究机构成员，第四没有欧美知名学院的教育背景，第五没有大公司或机构背景，第六年纪过轻。
在这样的情况下，杨锐要拿诺贝尔奖，首先就要有成果过硬。
PCR的成果自然是非常强的，但对诺贝尔奖来说，没有最强只有更强。
其次，杨锐还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
科研上的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并不是对成果进行多方验证。多方验证，自然有其他学者去给你做这些事，重复试验所以能发表论文，就是因为重复实验是具有一定的价值的。
科研上的小心翼翼步步为营，是要阶段性的发表论文。
历史上，穆里斯和他的公司，就PCR一共发表了大约三篇论文，他们是美国大公司，一个大的阶段发表一篇论文，就能证明自己的工作了。
对于杨锐来说，可就没有这么好办了。
他好歹还算是有一篇CELL级的论文，这在中国很难得，但在国际上，这也就是敲门砖的基础，效果也就是比一个没来历的PHD（博士）好一点。
在此基础上，杨锐准备以两位数为目标，发表论文。
他的参考对象，就是中国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研究组。这支研究组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在多家顶级期刊发表了超过20篇论文，以非常清晰的研究链证明了成果归属，同时也循序渐进的催热了这个课题。
60年代的中国科研组，虽然是国家级的，但要证明自己，面临的问题也实在不少。杨锐如今有北大给自己的身份背书，又有CELL级的论文，难度系数，大约与当年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研究组相差仿佛。
不过，要形成清晰的科研链，倒不一定是什么都要写出来，也不一定要按照时间顺序发表论文。
比如耐热聚合酶，杨锐就准备放在最后才发表。
原因很简单，有耐热聚合酶，能够大幅度的缩减实验时间。
PCR本质上就是一个DNA倍增技术。
它能够快速的将DNA翻倍再翻倍再翻倍……理论上，想翻倍多少次，就能翻倍多少次。
这就好像那个著名的旗手与国王的故事。
在象棋的第一格放2粒麦子，第二个放4粒麦子，第三格放8粒，第四格放16粒，如此倍增下去，第三十格有多少粒？
——第三十格将会有十亿零七千三百七十四万一千八百二十四粒麦子。
PCR也因为这种超级倍增术，而在无数的领域大显身手。
比如犯罪现场的DNA残留，在PCR时代以前，试剂残留太少是无法检测的，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拥有了PCR的警局，就可以无视残留数了。理论上，只要有一个完整的DNA残留，就可以倍增到可以检测的状态。
之所以说，九十年代才有警局拥有PCR，就是因为耐热聚合酶的原因。
PCR的原料是聚合酶，普通聚合酶也可以用，但每翻倍一次，不耐热的聚合酶就会在九十多度的水浴锅里失活，第二次翻倍的时候，还得再添加一次聚合酶。
聚合酶不便宜不说，这个过程还需要专业人士来做，复杂且容易出错。
而在研究过程中，连续添加三十次的聚合酶，同样不是容易的事。
当然，开发耐热聚合酶同样不容易。
所以，历史上的穆里斯等人，首先致力于解决翻倍问题，并没有优先考虑耐热聚合酶的问题。
毕竟，只有翻倍问题解决了，证明这种方法可行，才有简化方法的必要。
否则，光是有耐热聚合酶，没有使用它的技术，一样没什么卵用。
然而，杨锐与穆里斯等人不同。
他是已经确定无疑的知道，PCR是一项好技术。
所以，他是首先将能够提升效率的研究做出来，等到要阶段性释放论文的时候，别人就算是受到了启发，也一样赶不上他的速度。
事实上，杨锐还有点希望有人能追在自己的屁股后面。
如果是一名中国人，单纯的做出了一项聪明、简单、影响世界的成果，他得到的评价，估计有一半是“****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