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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和小白牙一起逛了北大,又再接再厉的逛了清华,傍晚才返回。
小白牙开开心心的回宿舍去了,杨锐回到北大的宿舍楼,看到的则是满满的灯光和沸腾的人声。
新生入校都兴奋的睡不着觉,9月份的天还热,许多人就坐在宿舍楼的院子里,有打牌的,有唱歌的,有纯聊天的,还有诗朗诵和弹吉他的。
楼道里也是人来人往,串门儿的,追着辩论的,偷热水的,认老乡的。
这是最自由的时代,对中国如是,对北大如是。
没有宿管打扰,没有熄灯政策。
就是这个时代的北大,诞生了海子、骆一禾、西川、戈麦等诗人,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海子就是在这样的宿舍楼里,以这种混乱的方式,接待来自校内校外的客人,进而迸发出了惊人的创作力。
杨锐如同审视历史似的,重新审视着这座学校,这座宿舍楼,以及这些人。
1983年,西川还在北大,只是杨锐缺少认识名人的兴趣。
他只是个伪文学迷,相比那些玄妙的文字组合,他更关心玄妙的元素组合。
如果说一个方程式像是诗歌一样美,杨锐会觉得兴奋,但如果说一首诗歌是如此的美丽,杨锐只会微笑。在这一点上,杨锐就像是撸管过度的少年,他向往美女,但也许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美女。
杨锐站在宿舍楼下听了会吉他弹唱,镇定自若的上楼回宿舍。
他上次读大学还是十几年前的事,如今重来一次,尽管觉得新鲜,可他毕竟比真正的少年郎要老成太多。
与仍然有点陌生的舍友聊了两句,洗漱之后,杨锐仰躺在床上,闭目复习高数。
有点枯燥,但这能戳中他的兴奋点。
思考题目的过程是重复、干燥和机械的,但当思考的结果迸发出来的时候,快感又会浓烈、湿润且余韵不断,进而支持他去思考下一道题目。
房间的灯开着,毛启明和蔡桂农溜达去了,董志成照例在上铺啃他的大馒头和文学名著,邱夏饶有兴致的与侯兵介绍北京,说:“胡同和大院不一样。我和蔡桂农都是胡同出来的,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住胡同里的,爹妈要么在工厂当工人,要么在商店里卖东西。不过,现在的胡同也有讲究,都是一群一群,一伙一伙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也没地去,出门在外,你看到这样的,就得注意一点。”
“北京这么乱?”侯兵瘦高瘦高的,胆子却小。
“不能说乱,就是混混多。和我们一般年纪的,如果没考上学,现在都在家里呆着呢,人找不到出路就只能在街面上转悠,抢顶帽子,抢只鞋什么的。”
侯兵下意识的摸摸脑袋,说:“抢帽子也不行啊,买顶帽子也挺多钱呢。”
“他们抢的都是军帽什么的,你又没有。”
“那也不行啊。”侯兵对此很是在意:“北京怎么也这样?”
“找不到工作,只有读书一条路,太单一了。另外,现在的工厂招工,都招自己的子弟,招一个系统的子弟,这不是变成世袭了吗?我看这个制度,必须要改。”邱夏转口说到了政治。
政治不仅邱夏喜欢,现在的学生都喜欢谈论政治。聊政治聊理想聊奋斗,是80年代大学生的主要聊天内容。80年代的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学生们不用饿肚子了,就不会像是70年代的学生那样,整天考虑着怎么弄吃的。80年代的学校,又是包分配的制度模式,学生们也就不用像是90年代那样,没事聊就业。
80年代的改革开放,给了制度创新的土壤,而学生们,是最敏感的群体。有了邱夏起头,董志成都放下了名著,跟着聊了起来。
讨论到激烈处,毛启明从楼外回来了,献宝似的拿出盘磁带,说:“邓丽君的新歌,你们听过没?”
几个人齐摇头,邱夏问:“你有录音机吗?拿什么放啊。”
“看我借了什么?”毛启明从身后拿出一只半臂长的大收音机出来,笑道:“我刚和戏剧社的人要的,明天就要还回去,咱们今天先听。”
董志成立刻从上铺跳了下来,帮着毛启明将收音机插上,再装好磁带,又绵又靓的声音立刻响了起来。
大家不再讨论政治,转而讨论起了音乐、文学和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