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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张博明走了,景语兰方才发现房间里就剩两个人了,她的思维还处于2000元稿费的震惊中,此刻没话找话的问:“你给科学画报写了什么文章,这么高的稿费?”
“一篇科普文章,名字叫《生物圈》,有好几万字,所以稿费比较高。”杨锐将稿费通知单和存折收好,以后能不能继续吃肉还得看它们的。西捷工厂给的钱虽多,却不方便暴露出来,再者,中国人在香港注册公司,合法不合法也是两说,透出来都是麻烦。
“你这里有《科学画报》吗?我看看。”景语兰现在也不好就此离开,不如找件事来做。
杨锐点头,从书柜里翻出几本《科学画报》。他在写文章以前买了本《科学画报》看文章风格,以后又买了两本,之后就再没有看过了。和后世的科幻小说相比,80年代的科学画报实在不够先进。
景语兰是学文的女孩子,只看文学不看科学,倒也读的津津有味。《生物圈》的切入点非常好,又是正发生在外国的事,杨锐的这篇科普文章能登上全国性的杂志,可读性自然不弱。
该杂志甚至还有向杨锐约稿,可惜他当时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开始筹备发表论文,也就没有时间捣鼓小说了。
和生物实验以及论文比起来,杨锐远远谈不上擅长小说,付出的精力和时间小说也更多,根本是碰都不想碰了。
景语兰却看的有趣,时不时的问上两句,有中文有英文,杨锐则通通用英文回答。
看到中段,景语兰还对美国人做的生物圈二号有了兴趣,让杨锐用英语给她解释什么是“模拟地球环境的微型人工生态循环系统”。
对于此类专业英语,杨锐可比日常对话还擅长,一口气就吐出大量的专业名词。
景语兰瞬间惊呆,过了一阵才叹服道:“你查了不少书吧?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挺不容易吧。”
“还好吧,你问的正好是我擅长的部分。”杨锐半真半假的道:“我从小喜欢生物,看生物论文之类的,备了不少生物相关的单词。这篇文章也是先看了外国的论文,再写出来的。”
“怪不得能在《科学画报》上发表。”景语兰对此还是挺佩服的。
《科学画报》在中国的发行量每期有100多万份,这是个相当恐怖的数字,粗略估计,每期至少有上千万人看它。此数据要到2005年以后,才会被重新打破,而在90年代,国内最好的杂志也不过卖十万份而已,许多杂志社因此而倒闭。
张博明也是因此黯然离开的。作为一名文艺青年,《科学画报》的分量是相当重的,80年代的杂志对人们思维的影响,对人们时间的占用,对人们信息渠道的占有,是前所未有的,每天投寄给他们的文章亦是汗牛充栋,能够脱颖而出,的确很不容易。
《生物圈》虽然有杨锐过去的经验,却是完全由他自己撰写的。
说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杨锐也是颇为骄傲。
景语兰重新刷新了对杨锐的观感,两人谈论的问题也慢慢深入。
到一锅羊肉熟透的时候,杨锐对景语兰的了解已增进两倍由于。
“咱们就在炉子边吃吧,反正就这一道菜。”杨锐掐着时间,将铝锅的盖子打开,放了盐,又搅和一通,笑道:“好像是成功了,咱们一边吃一边聊天,当是炉边谈话了。”
“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景语兰眼神一亮。
“是。”
“你知道炉边谈话,你从哪里看到的?”
“哪里都能看到吧。”杨锐回答的小心翼翼。
景语兰果然摇头,道:“现在英文系的学生,知道炉边谈话的都没几个人,不少人还以为资本主义就是一成不变的呢。”
“哪有什么主义是一成不变,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癌细胞倒是有可能万岁万岁万万岁,生物体系和政治体系,都不可能。”杨锐失笑的同时,转移了话题。
景语兰的注意力也不在杨锐如何获取信息的,颔首道:“说的对。政治体系不可能一成不变,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就是一次明证,听他前七次炉边谈话,谈的都是新政,是社会、工业和劳工的问题,当然,还有他一直强调的救济和复兴,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靠拢的改革……我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最需要谈的也是社会、工业和工人问题……”
她显然对此问题有深入的思考,杨锐也不打扰,就让她自说自话。
说话,在某些时候也是理顺思路的方式。
景语兰说不定能就此发表一篇重量级的论文呢。
杨锐倒不担心她说错话什么的。自80年代开始,因言获罪与学术界的关系就不大了,学者以论文的形式探讨********或者社会经济,差不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倒是大众媒体,一旦转载了某些文章或节选,往往引起轩然大波。
现实是,一些普通人根本忍受不了的言论,在学术界却连偏激都算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