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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能留中，但内阁对举朝关注的热点事件是不能装作视若无睹的。内阁近在宫廷，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是机要秘书之臣，说大了是宰相，往小了说也是皇帝的信臣，有严嵩，高拱，张居正前后打理过的内阁，固然申时行一意要还威福于主上，但多年的积威下来，内阁还是获得了嘉靖之前历朝阁臣很难有的权威。
到万历晚期，阁臣仍然权重，天启年间亦是如此，到崇祯年间，十七年换五十多任辅臣时，内阁的权威也就荡然无存了。
鉴于辽阳事件的沸沸扬扬，内阁决定就在文渊阁召见几个上疏的官员，同时召询兵部尚书王一鄂入阁询问辽阳之事。
王一鄂是徐阶的门生，历任地方要职，曾任兵部左侍郎总理京营戎政，这已经是要职，后来蹇达被弹劾去职，辽镇李成梁去职，地方不安，王一鄂为蓟辽总督，任期虽不长，却稳住了九边大局，因而还朝为兵部右侍郎，未已便为兵部尚书，同时加太子少保，也是国家的部堂重臣了。
此人久在地方，又素知兵，内阁召他前来，当然是表示尊重兵部权威的意思。
万历已经久未升朝，内阁和各部反正照常办事，等辰时过了，各人本衙门的公务差不多完事了，便是相约一起往内阁去。
理论上，天子是每日早朝之后就驾临文华殿，登金台视事，召见大臣，咨询国务，当然也在文华殿召开经筳，听取翰林学士们讲授圣人之道，听取微言大义。
但事实上万历在张居正死后，文华殿几乎弃之不用，几年间也难得用上一回，文渊阁与文华殿相隔极近，是当年皇帝们为了随时咨议阁臣而特意启用，现在皇帝虽是不在，内阁阁臣们却是照常在内阁办事，文渊阁地方其实十分狭小，夏天炎热而冬季酷寒，纵使是首辅，亦不得不在这种很糟糕的环境中见人办事，处理国家大政，每个大学士都在中堂东西对坐，待吕绅等人赶到之后，几个阁老无非颔首致意……侍郎和右佥都御史都是高官了，但在内阁之中，真的什么都不算。
待王一鄂赶到之后，向诸阁老致意，申时行以下，这才都还了半礼。
阁老之尊，当然不及前宋宰相，但亦是足够尊贵了。
众人当然也有座位，到齐之后，诸阁老放下手中公事，开始正式的问事。
内阁说事，当然是十分郑重，申时行为首辅，由他先向吕绅等问道：“诸群上疏，坚称辽阳大捷，但还没有正式的辽阳奏报，何以知之，又何以肯定呢？”
这个问题是必然会有，吕绅等人早就商议好了，李甲起身答道：“下官与辽阳总兵官常有书信往还，此捷报先是风闻，前日接到辽阳总兵官与塞外手书，乃确定有大捷之事。”
申时行心中一沉，越是对手，便越是了解越深。
他在前几年一向打压辽阳，对惟功印象十分恶劣，近年来，辽阳与江南合作越来越多，说惟功好话的江南籍官员士绅也多起来，申时行不好恶了众意，于是早几年就开始收手，不复与辽阳为敌。
但此前的功夫不是白下的，他知道，惟功绝不是虚言矫饰，讳败为胜的性格，说是大捷，是必然就是大捷。
吕绅等人，不须再问，几个阁老，只不过问了几句细节上的事，便抛开不再多问了。
这几人的消息得自辽阳，虽不是正式军报，也可等同视之。
现在的为难之处就在于，内阁要不要介入，申时行等人，要不要提前劝说万历皇帝，重视辽阳之事？
内阁的阁老，无不是皇帝信任的人，同时又得在外朝保持相当的影响和权势，这其中的调和出自于内心，稍有错失，便会是两头不讨好的局面。
如果提醒皇帝，可能会逆了帝意，而不提醒，最终辽事出乎众人意料之外时，出来背书的就是文渊阁中堂的这些大佬们了。
这种结果，非任何一个阁老所乐见，召王一鄂来，便是为了撇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