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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于义利，一直是重义轻利。孔子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彭更曾问孔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回答：“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可见，孟子并不在乎利大利小，关键在于是否有义，有则利再大不为过，无则利再小也不能受。到了朱熹，更是指出“利是从那义里面生出来，凡事处置得合宜，利便随之，所以‘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可见儒家主张的是见利思义，以义导利，强调人的“趋利”要与“有道”一致。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易其道去之，不去也”。求富贵去贫贱都应以义为准绳，以义导利，以义去恶，否则将适得其反。义利兼得，这才是儒家的理想！
当这种理想境界不可得，即义利不能两全之时，儒家做出了先义后利、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的选择。“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辞也”。在此，孟子极大地强调了义的重要性，为了义，生命都可以舍去，更不用说一己之私利了。董仲舒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要求人们超越功利，保持道义和人格上的完满。朱熹极力宣扬“不谋利，不计功”的思想，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强调“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利永远在义后，选择义，淡化对物欲的追求，取得道德上的满足感。
可见，儒学之义利观，不是不求利，而只是利从于义，义占据着举重若轻的地位，对利的追求与获取，不仅要受义的制约，必要的时候，因义而弃利，这才是儒家重义轻利之精要——以义求利。在求利的同时，以义为准绳，不损害他人和家国根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为中华之义而求利又有何不可？
何为大义，何为重利？在我看来，忠君爱国、引领天下于大道为大义，富国惠民、供养强军定寰宇为重利！张大人假使能够做大做强现在这一家小小的纸店，引领天下商家之风尚，成为中华巨商、富甲天下，则岁献朝廷之税赋定然可观。再假使，各行各业皆有忠君爱国、心怀华夏的巨商，往来于海内、行商于天下，则我皇家朝廷岁入必然可观，我中华国力必然独步天下，我大清臣民必然富足充实，我士农工商四民必然安康和谐，当其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至圣先师之夙愿可成矣！
然成此大义重利，则需从微义轻利入手，何为微义？人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此为微义；商家童叟无欺、公平良德，亦为微义。何为轻利？小本起家、节用薄敛，积少成多、诚信经营，此为轻利。微义人人得之，则汇聚为大义，必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轻利商商取之，则渐进为大利，必然富国惠民，天下万民衣食无忧，国中军士利器在手，何愁天下不安、四海不平？
张大人，你若愿为这天下第一儒商，我愿助你一臂之力！”
凭着大学时代的记忆，弘毅一口气说了一大段，引经据典，字字珠玑，听的张岁寒，还有那个季开生，简直目瞪口呆、无以反驳。弘毅喝了一口水，也不说话，坐在那里静静等待。
“下官季开生，听闻贝勒爷此言，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季开生深深一躬，诚恳说道。受益于近几日日夜拼搏编修那本《国学与西学》，他算是比较早的接触那些后世的先进思想了，所以接受起来也是比张岁寒快了许多。
“季大人客气，刚才我所说的那些，如果堪用，大人可以择其精要，编入《国学与西学》一书也可。”弘毅要求道。
“下官明白！”季开生满口应承。
“属下何德何能，今日得贝勒爷提点，实在是三生有幸！还请贝勒爷赐教！”更具商业头脑的张岁寒，明白了之后，耐着性子等季开生表态结束，赶紧顺着弘毅那一句“你若愿为这天下第一儒商，我援助你一臂之力”，来寻求金点子了！</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