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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日本政府防备松懈也是不公平的。日本政府确实也曾认真的研究过那些潜伏在华的间谍传回日本国内的情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中枢政府确实在充实军备。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日本的政府财政已经不堪重负。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日本政府无法立刻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换句话说，当时的日本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预算跟中国进行军备竞赛，面对日本国内的经济疲软，日本政府必须先改善财政状况，日本国民无法跟中国贫民比赛对贫穷的忍耐，尤其是日本的工人，他们无法容忍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日本的农村已经无法再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地主经济已抚杀了任何企图利用农村缓冲工业人口的尝试。
按照日本政府的打算，他们将在经济状况好转之后再对中国采取反制措施。但是没等这个机会到来，中国人已抢先动，于是。日本军队就在这场局部战争中一败涂地，日本国内的经济也就雪上加霜，不可挽，。
欧州战争的爆，本来对日本政府是一个好并息，可以利用欧洲尹强无暇东顾的机会重振日本经济。并进一步取得东亚战略优势，但是偏偏现在与中国的战争仍在进行，日本政府根本不可能安心展经济。
就是在这种局面之下。日本政府内部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战争已经证明日本军队在战术和武器上的全面劣势，那么，现在就应该理智的坐到谈判桌上去，与中国人达成和平切议或者停战协议，然后全力恢复国内的经济；另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时候国民情绪极端。如果现在求和，等于是在激怒群情汹汹的日本国民。与其这样而导致政府和内阁倒台。还不如继续将战争进行下去，进行全面动员。利用残存的海军力量护送陆军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实施登陆作战，争取在华南方向开创新局面。以此逼迫中国主动求和。
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代表着两个集团，一个集团就是“海进派”他们属于伊藤博文一手扶持起来的宪政派政治力量，他们认为不能将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应该知难而退。先保住日本的本钱再说，支持这一派主张的是日本海军军令部；另一个集团就是“陆进派”他们属于军部力量中的陆军势力，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向东亚大陆方向扩张才是日本的生存之道，舍此别无它途，而这种思想的来源就是日本底层人士对土地的极端渴望，而这些人恰恰正是构成日本陆军的基干力量，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车已经控制了朝鲜和南满地区只要假以时日，这些地区可以为日本移民提供大量耕地，可是如果现在主动向中国求和。那么，这些地区的利益将很难得到保障。
说到底，分歧所在仍然是利益的着眼点不同，以及随之而来的战略重点的不同方向。
作为局中人，西泽公雄多少也明白这一点，而他一直猜测，福岛安正在送他上船归国之前交给他的那些绝密文件也很可能与日本政府里现在的这种争吵有关，作为一名情报专家，福岛安正肯定仔细的分析过日本不同战略选择的利与弊，他让西泽公雄转交给海军军令部的那些绝密文件或许与此相关。
福岛安正与日本陆军关系密切，但是这一次却将一些绝密文件转交给了日本海军，此举非同小可，西泽公雄怀疑，福岛安正可能已对以前制订的“大陆政策”产生了质疑。
无论福岛安正的意见是什么。都与西泽公雄有直接关系，因为日本海军军令部将他安置在这家私人小旅馆里的时候，就曾叮嘱过他，要他务必随时呆在旅馆里。“某些大人物”很可能会要求召见他。
也正因此，西泽公雄一直呆在旅馆里，哪罢也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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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一名海军少佐赶到了旅馆，将一份口头命令带给了西泽公雄。
“西泽君，请跟我上车。加藤阁下打算召见你。”
西泽公雄确实很是惊讶。他穿戴整齐之后，终于还是决定确认一下。
“加藤阁下？是外相加藤阁下么？”
“是的，还请西泽君行动快些。”
西泽公雄跟着军官离开旅馆。登上一辆外务省派来的四轮马车。前往日本国会议事堂，往见日本外相加藤高明。
从赤坡区前往国会议事堂需要经过中国驻日公使馆，虽然中国在战争开始前就已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驻日公使也撤旗回国，但是现在，那座公使馆旧址前仍然是非常热闹。许多日本人聚集在公使馆外头，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向早已空空如也的公使馆里扔着石头，一些日本青年学生甚至在点燃一些用纸糊的潜水艇模型。
这或许可以看作是日本国民的愤怒。在日本警察监视下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