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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一步，好好配合政斧的话，保命还是不成问题的。”刘文正接着说道，“要是抵抗，这院子里死的人，怕是不光是六哥一个了。”
刘文彩长叹了一声，执枪的手无力的垂了下来。
“不错，就是抵抗的话，也根本坚持不到老七和袍哥会的人来。”刘文彩的手一松，手枪便落到了刘文正的手里。
“七哥也许会来，但袍哥会的人，现在只怕早已经逃得不见影子了。”刘文正说道，“那些人，是根本靠不住的。”
“早听你的话就好了，否则也不会落到这般田地。”刘文彩叹息着说道，“你传我的命令，叫大家不要抵抗，放下武器，听候政斧的发落。”
此时，在飞艇观察舱中的杨朔铭，正举着望远镜，观察着刘家大院及其周围的情况。
地面上偶尔传来零星的枪声，但很快一切都归于沉寂。
“果然不出‘吾豪’所料，这个刘文彩没有敢顽抗的胆子。”杨朔铭放下了望远镜，说道。
“算他识相。”站在杨朔铭旁边的陈宦笑了起来，“四川的事一直很棘手，这其实也是又一道坎儿啊！”
“是，好在这道坎儿，总算是好好的迈过去了。”杨朔铭点了点头，说道。
“咱们中国的坎儿，实在是太多了。”陈宦看着杨朔铭说道，“瀚之还能记得，上一道坎儿，是什么时候吗？”
“甲午故事，须臾不敢或望。”杨朔铭望着那些已经占领了刘家大院的伞兵，低声说道。
“不错，要说这最开始的一道坎儿，就是甲午年，可惜咱们没能好好的迈过去。”陈宦叹息着说道。
陈宦和杨朔铭虽然分属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但他们在这件事上的观点，却出奇的一致。
1894年的中曰甲午战争，从历史上看，是中国的一道坎儿。
中国近代第一轮“改革开放”是著名的洋务运动，在进行了三十多年之后，赶上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令晚清的改革开放彻底改道，从“制度”和“主义”层面寻找灵丹妙药和捷径，成为精英阶层的共同追求，而围绕“器物”与“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本应继续推进和深化，却在“制度万能”和“主义万能”的大跃进中被忽略。晚清改革正是自此走上了一条“主义”取代“问题”、口号取代实干、旗帜取代行动的歧途，终至政权分崩离析，“改革”被“革命”所替代。
而导致辛亥革命、清王朝政权崩溃的主导力量，并非是主张暴力革命、武装起义的革命党，推翻清政斧的主流，其实正是当时所谓的“立宪派”，而这些人的大多数，都是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兴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其主体是官僚、企业家。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他们往往是“官商一体”的身份，无论其之前出身于官场还是商场，几乎无一例外地既是官员、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谓的“商办”（民营）企业，其领导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转岗的老干部，或者是获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如策动“保路运动”、引爆辛亥革命的川汉铁路公司，其高层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这类企业，虽然打着民营的旗号，但却几乎完全依靠公权力的扶持而得以维持和发展。
而象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那样一个体制下，则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要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争夺，从这方面上讲，他们希望利益是流动的；而另一方面，他们要回避并切断“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道义责任，并且为他们的“富加贵”继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从这方面来讲，他们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在晚清时代，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旧贵族为主，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会成为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祖宗家法不可变”、“中体西用”之类“意识形态”的旗帜，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存在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采取的是攻势，敢于高举改革甚至是宪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清末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基色都是“利益”，绝非“理想”。
这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方面，却不惜过度地、破坏姓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财产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阶层参与基层政治，以国家专政权力为后盾强行收取集资股本金(“租股”)，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草根阶层被他们当作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挤的必须是奶，甚至是血。
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民怨沸腾，并非因为政斧苛政，而是川汉铁路公司将全省“公司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羊吃人”的权力资本主义成为主旋律。而这些民怨，又都被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巧妙地转嫁到了政斧头上、转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团头上，异化为政斧与民众的对立，这正与革命党在川省推行的“离间官民”策略相吻合。两股力量叠加，再加上政斧内部已经丧失凝聚力和执行力，最终导致局势失控。
而象川汉铁路公司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的催化剂。
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既没有对政权的忠诚，又没有对民生的责任，享受着改革的成果，却不必承担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而杨朔铭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在符合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减少和削弱这些利益集团的干扰，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避免已经贫富分化的中国社会进一步分化乃至撕裂。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杨朔铭说道，“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非常要命的共同心态，就是不耐烦，总想走捷径，一蹴而就，跑步进入最高社会。”
“不错，这种心态，具体的表现，就是经济上总是追求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样希望进口或者构建一个‘主义’的框架，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陈宦的话里带有一丝沉痛，“这种认识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相信：无论改革还是革命，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进越好。就好比开火车，我们总是为不断提升的速度而欢呼，直到超速颠覆、车毁人亡，才能反省一下这样做的危害。”
“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激进的未必就是进步的。速度绝对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实效才是核心。”杨朔铭说道，“昔年清廷的崩溃，绝非一些史家所说的政治改革步子太慢而导致革命，其实恰恰是步子太快导致失控出轨。”
从后世穿越来的杨朔铭在这个时代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反思之后，已经明白，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必须有权威资源的保障，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而晚清推行的宪政改革，初定的预备期是9年，大大低于曰本的30多年及英国的上百年，但还是被后人指责为太慢！而细细考察一下，这些责难者的主流，恰恰正是那些新兴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需要从政汉改革的大跃进中，尽快地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利，而这种超越基本国情的大跃进，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口头宣称的普通民众分享权利的美妙远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权之后，长期以激进面貌出现的孙中山，也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孙氏的预备立宪期与晚清相比，其实要更加漫长。这充分说明，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当它占据了中枢地位，成为执政者之后，都不能不认识到，政治改革上的“大跃进”，不切实际，无法艹作，其功能只是帮助在野者夺取政权而已，无法成为执政行政的根基！
历史在这里，可以说对那些以革命家面貌出现引领“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人进行了无比绝妙的讽刺。
晚清因政治改革超速而导致了政权崩溃，这并不足惜，但这一超速颠覆，却也中断了循序渐进的、有规则的温和改革，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无规则的武装争斗。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大旗下，精英阶层裹挟草根阶层党同伐异、争权夺利，谁也无暇关注培育民生与厚植国力这种关乎国家复兴、崛起的根本，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正是杨朔铭试图破解的“王朝更替律”。
一些人总是将对政治改革的任何速度控制，都指责为保守。这种指责，如果不是缺乏基本的社会阅历和行政常识，就是另有所图。殊不知，超速颠覆之后，作为司机的执政者之死，或许并不足惜，但是，那些一味叫嚷提速的人们，是否考虑过这辆车上的乘客安危呢？因为这辆车上面，不仅承载着整个中华民族，而且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和将来！
说什么“而今迈步从头跃”，都是不负责任的鬼话！
“瀚之可知，当今世界上，或许很少有几个民族，会如同我们中国人这样，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热衷于‘主义’之争。”陈宦声音里透着苦涩，“这种偏好，其实是最应该去除掉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