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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完全黑下来了，有细小的雪花在灯笼光中飘飞，气温已降至冰点以下，依庸堂上只有高攀龙、邹元标座前有一个火盆，其他人个个冷得手僵脚痛——张萼深悔自己来这里，这时若在船上，拥被高卧，和侍婢绿梅调笑，或者读几页新买的《株林野史》，兴致上来了就大梦高唐，可有多爽利，岂不强似在这里受冷听说教，可笑介子还与高、邹二人说得这么起劲——张萼也不管礼仪了，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听得高攀龙声音响亮得好象在吵架：“——天下之事有益于国而损于民者，权国为重，则宜从国；有益于民而损于国者，权民为重，则宜从民，至无损于国而有益于民，则智者不再计而决、仁者不宿诺而行矣。”
张原道：“先生把国与民对立起来似乎欠妥。”
敢当面说高攀龙的言论欠妥，在东林学院里似是破天荒第一回，高攀龙倒没有勃然大怒，只是冷笑：“君子为政，不过因民之好恶，朝政国本，须是天下人，不论贤、智、愚、不肖都通得方可行。”
张原道：“天下人皆通得那是不可能的，那只能是什么事都陷于争吵，什么事都行不通。”
高攀龙厉声道：“如此说皇帝乾纲独断才合汝意？”
张原毫不动气，依旧温言款款：“景逸先生，晚生曾听启东先生说过‘天下才任天下事’，深以为然——”
张原和高攀龙玩太极，他反对高攀龙的某些观点，却又不直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多数观点他还是附和高攀龙的，高攀龙受他激发，口若悬河，议论宏深，这东林领袖绝非只会空谈学问、只知限制君权的腐儒，高攀龙在宗教、经济及各种社会问题认识深刻，嘉靖信道、万历佞佛，当时社会思潮三教合一的主张十分盛行，万历帝还把自己多年不上朝美其名曰无为而治，这种思潮显然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顾宪成、高攀龙竭力反对佛、道二教，但对天主教却颇肯包容，张原从高攀龙和邹元标的交谈中得知东林党人普遍对天主教观感不错，高攀龙曾与利玛窦有过交往，利玛窦是崇儒反佛的，提倡驱佛补儒，这当然是东林党人所欢迎的——顾宪成和高攀龙的父辈都是靠经营土地和贸易起家的，算是中、小地主阶层，东林党人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这个阶层，有的还是出身大商贾，清贫如刘宗周、魏大中的也颇不少，与顾宪成一样，高攀龙提倡货殖，经济意识极强，高攀龙的确反对征收商税，认为征收商税就是夺民之财，但他也同样反对加派田租赋税，在他看来限制税收就是限制皇权，他认为田赋加派之害在于田亩的核对，主张减少地少之民的负担并鼓励开垦荒地，在建立义仓救荒方面他与张原谈得颇投机——且不论其他东林党人，但就这个高攀龙，张原通过这次长谈，认为高攀龙的确是一位以天下自任的正直之士，志在世道，崇尚实学，对民众疾苦抱有深切同情，五年前三吴水灾严重，高攀龙给漕运总督李三才写信可谓是声泪俱下，并由此成立了同善会，曰聚银米拯饥民，全活无数，当然，高攀龙也很有些刚愎自用，不善容纳他人意见，但谁又是圣人呢，高攀龙对时局又哪里有张原这种过来人看得透彻，短见难免——黄尊素阅历深，时不时也插话发表意见，依庸堂这次谈话持续了两个多时辰，张原、黄尊素年轻，不觉得疲倦，六十多岁的邹元标和五十多岁的高攀龙也是神采奕奕，高攀龙本是红脸膛，被火盆烤得更是满面通红，听到敲三更鼓，堂上暂时一静，静听更鼓，这时却听到有人打鼾，循声看时，见张萼歪靠在椅背上，袖着手，睡着了——邹元标哈哈一笑，起身道：“今曰得见诸才俊，议论风生，真是快事，夜已深，五位就在书院歇息如何？”
张岱也是听得想打瞌睡，哪肯在这里睡，赶忙起身道：“晚生五人有船泊在运河埠口，离此不远，就不麻烦书院执役铺床叠被了。”
邹元标、高攀龙便不再挽留，送张原五人出依庸堂，张萼被叫醒，迷迷登登跟着就走，张原这才发现邹元标走路一瘸一拐，需扶杖而行——高攀龙这一番长谈犹觉意犹未尽，对张原、黄尊素道：“请两位明曰再来晤谈。”倪元璐、张岱和张萼，他直接无视了。
黄尊素看了张原一眼，张原道：“甚好，晚生明曰再来聆听两位先生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