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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言官都是风闻奏事，若是对言官限制太多，是不是就会失去言官的作用。使得言官在弹劾之时畏手畏脚，不敢放手一搏。
洪承畴也知道言官之弊病，言官往往会依附于某一派势力之下，依仗风闻奏事之权，为这一派势力冲锋陷阵，不问对错只看敌我，只要能够打掉政敌，使用什么手段那都不叫事。
至于改革言官制度，洪承畴第一个就会反对，没有言官的制约，皇帝岂不是更加的没有制衡了。
“言官制度自古就是如此，又能如何改变，祖宗设计官制必然是权衡利弊以后才逐渐增减官位，其他官位有增有减，唯独言官制度无论哪朝哪代都是风闻奏事，不因言而获罪。正因为这种特权，言官才敢直言抗辩，与君权相抗，指出君王过失，匡扶社稷。尔还需增加阅历，不可妄言国是。”洪承畴这话说的就有些重了，就差说张三年轻无知不知深浅了。
张三莞尔一笑，对洪承畴的指责也不生气，接着洪承畴的话说道：“前辈所言言官制衡君权很有道理，可是除了言官之外就没有别的制衡君权的办法吗？圣天子设立言官的目的是为了匡补过失，而不是被党争利用，既然如此为何不能通过改变职能，只留下制衡君权之责，去掉风闻奏事之权。”
“说的轻巧！百官谁来监管？你认为皇帝会愿意让言官只管着自己而不用去管百官吗？”
“督查百官当然要，而且必须要，可以换一种方式监督，无证据不得弹劾，同时赋予御史查案之权，只要掌握官员贪腐等证据就可以直接进行抓捕。注意是任何官员，这样的监督权够不够？”
“你这是行酷吏之事，若是有人捏造证据又如何？岂不也是在给党争提供党同伐异的手段。”
张三哈哈大笑道：“都察院只有调查权和抓捕权，羁押权与审问权还是在刑部，都察院抓到嫌疑人第一时间必须移送到刑部，与刑部交割并向刑部与大理寺发出公文，做好交割记录。这样都察院还有什么机会党同伐异？”
洪承畴也是微微一笑，他发现这个声名鹊起的青年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把人性看的太简单了。任何权力在实际执行之时都会走样，想要靠着互相制衡改变现在的大明贪腐问题，不但改变不了现在的问题，还会造成权责不明，互相推诿甚至会几个部寺之间沆瀣一气，这里面有一个禁忌这个青年没敢碰，想必他的心中已有章程，不确定顶层，下面设计的再合理也抵不上顶层的一句话。
秦时以严刑峻法闻名天下，法令之严苛几乎无人敢犯，可是赵高犯法本已经根本法令处以死刑，秦王轻飘飘一句话就让赵高什么事没有的该干什么干什么。
后世总说秦之亡是亡于严刑峻法，其实秦之亡恰恰不是亡于严刑峻法，而是亡于帝王凌驾于法令之上，帝王言出法随，随意改变规则，才是天下混乱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