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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爸老妈介绍完易家的事情，颜晨辉心里就转开了，看来还真得想个办法解决了易云天这个麻烦，不然让他那么sao扰着张舒琳可不好啊。只是这个事情自己来解决就行了，没必要让老爸老妈插手。不管怎么说，对方的老子也是一个副部长，在京城肯定也有一些关系，真要是为难起自己父母来，那也是很恼火的事情。
还是自己家现在的影响力太差啊，不然，一个副部长的儿子，他凭什么在自己干姐姐面前耍横？
心中有了计较，颜晨辉就不再谈论这件事情了，转而问颜克勤道：“老爸最近在搞什么？”
颜克勤舒服的坐在沙发上，看着楚依霜把碗筷收拾掉，他跟颜晨辉聊天。
“主要工作还是在盯着分税制改革的事情，忙了差不多半年了，这事情总算是上了正轨。不过还对国内的经济形势比较关心，最近一直在关注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哦？具体在看些什么？”颜晨辉有些关心，毕竟父亲也算是比较接近于上层人物了，正厅的级别也不算低，尤其还在主办当差，接触到地实质xing内容也多，着眼处不同，看法自然也不同。
颜克勤就说道：“主要是两点，一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积极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二是加快财税、金融、外贸、外汇体制改革，初步确立新型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构架。围绕这两个重点，配套推进价格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等其他方面的改革。”
听到老爸说起这个，颜晨辉就想起来了，这不就是今年体改委即将发布的《关于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要点》吗？
1994年后来被称为“改革年”。元旦刚过，国院的高官们就放下架子主动约见记者，党的宣传机构则表现出一贯的高效率，大家听来听去，好不容易弄明白，朱老板的“改革新政”内容如下：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
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虽说改革总是有人失去有人得到，但要让强势阶层让出既得利益又谈何容易。
最难办的财税改革，朱老板要推行的是分税制，就是把税源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3种，目的是把地方拿大头、中央拿小头的财政格局掉个个，而这简直就是在割地方大员的肉。
可是说话口气有多粗从来都跟腰包有多鼓成正比，不改财税体制，中央政府就无法主导新经济体制的建设。经过十几年的放权让利，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78的31.2％下降到1994年的14％，能源交通通信等需要全局考虑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央却没钱上马，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凸显；诸侯经济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各地封锁市场自造财源，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巨大浪费；富省愈富、穷省愈穷，中央却无力调剂；公款高消费难以控制，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
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里的中坚分子，朱老板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这个调停人强硬而不失灵活，尽管如此，分税制的确立也花了足足一年半的时间。朱老板后来回忆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5斤肉。”
从那时起，“朱老板”的称谓就不限于银行系统了，而另一个为朱所不喜欢的称谓也不胫而走——“经济沙皇”。
分税制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
分税制的效果是逐步显现的，1995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降到了谷底，10.7％，自那以后稳步上升，2001年达到了17.1％。
加强中央政府财力也许是朱老板最重要的经济思路，这一思路贯穿了他的副总理和总理任期，使得中央政府办了大量长期以来应办想办但没钱办的事情，成效立竿见影。还在他的副总理末期，中国经济的瓶颈制约已经得到解决，经济发展的平台初步搭成。
1994年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汇率并轨。1994年之前，官方牌价是1美元兑5元多人民币，但是外汇调剂市场是1比8元多，黑市价更高，在1992、1993年投资高涨时，1比10你都换不到美元。
这就给“官倒”以巨大的牟利空间，1987年的外汇价差是500亿，1993年这个数字可能翻了1倍。
可以想见，朱老板在1993年底宣布自1994年元旦起取消双轨制，实现汇率并轨的消息引起的震动有多么大，断了的财路有多么多。那些既得利益者进行广泛的公关活动，宣传汇率并轨将引起巨大混乱，甚至导致人民币崩溃。可是朱老板顶住了压力如期实现并轨，虽然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而有过短期的小混乱，但是现在人们不得不承认，总的结果是好的。
汇率双轨制的结束减少了经济运行的中间成本，人民币从此迈出了按市场定价的脚步，中国的出口则立即受益，外贸在当年就由赤字转为黑字。
更长远的影响还在后面。1997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一些国家的经济遭到摧毁xing的破坏，但是中国成功避过风暴。评论者看到的多是中国政府当时的举措，只有少部分人指出：1993年的宏观调控和1994年的汇率并轨，使中国得以提前补漏，这是中国后来避免危机的两个决定xing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