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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经营的公义码头、王家渡码头、杨家渡码头、董家渡码头、老白渡码头等只能停靠载货数百石的平底船和渡船，与洋码头相比，这些码头就像大山旁连的土丘，又小又寒碜。洋码头上堆满了行将外销的生丝、白丝、黄丝、木棉、茶叶、瓷器、古董，和即将销往内陆的大宗洋布、洋铁、洋钉、洋蜡、玻璃、鸦片、五金器具和煤炭。人们在码头和货栈附近随处都能见高鼻蓝目奇装异服的洋人和受雇于他们的印度人、马尼拉人和黑人，若不是一伙伙、一群群拖着辫子的苦力在洋轮旁边扛大件，人们难免要问这儿是不是中国的土地。
“哈尔米士”号在顺泰码头靠岸，远东舰队提督何伯（jameshope）上校陪同文翰一起下船。顺泰码头距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不远，领事阿礼国(k)正在码头上候着。文翰勋爵一下船，他就毕恭毕敬陪他登上一辆双轮皮篷马车，马车装饰极为豪华，黑漆车辕黄铜挡泥板擦得锃亮，车篷顶上插了一面英国小旗，头戴大缠头的印度马夫坐在高高的驭座上“噢——呀”地叫着，鞭子甩得“啪啪”响，两匹白鼻栗色大洋马牵着车子“笃笃”快跑，胶皮轮子在石板道上压出“辘辘”的滚动声。
文翰勋爵四十七岁，长着一颗典型的撒克逊长颅，金发赪颜，高鼻深目，下巴上蓄着浓密的胡须，冷峻的眼神中带有几分忧郁。阿礼国头戴黑呢大礼帽，帽沿下露出一缕亚麻色的头发，眼珠逞浅灰色，嘴角上挂出一丝难以形容的微笑。
阿礼国告诉文翰，中国叛军攻克江宁后，镇江、瓜州相继落入叛军手中，而且据满清政府提供的一些情报，叛军还在大规模向东面集结兵力，目标很可能是杭州、苏州等地，甚至是上海。为此上海绅民和清军人心惶惶风声鹤唳，租界内的英商和侨眷们悬揣不安，谁都不知道叛军何时进攻上海，更不知道叛军会不会遵守大英帝国与清政府签订的《江宁条约》。文翰有点儿吃惊，他没想到局势变化得如此迅速，决定一到领事馆就召开局势分析会。
领事馆是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三层洋楼，花岗岩打底大石条彻墙，半圆型穹顶上飘着一面红底蓝道“米”字旗。透过会议厅明亮的南窗可以俯瞰黄浦江，大小洋轮和中国民船如梭子似的在江面穿行，不时可以听到江面上的船钟声和牵夫水脚沉闷划一的号子声，透过右窗可以到蜿蜒流淌的苏州河，简陋龌龊的乌篷船小爬虫似的挤在两侧，只在中央留出一条狭窄的水道，被中国官府称之为“船户”的渔民世世代代吃住在乌篷船上，河道里的污水垃圾顺流而下，汇入黄浦江，随着潮涨潮落漂入大海。
苏州河对岸是上海县城，那是明朝嘉靖三十二年（55）建造的，距今已整整三百年，远乌乌压压近斑驳陆离，被风雨硝蚀的城墙上长着一丛一簇的荒草，雉碟后架着数十门笨重的清军大铁炮。
文翰下了马车，进了领事馆会议厅，他脱下黑呢大氅，递给在旁边侍候的印度侍者，转身坐在一张维多利亚式的狮爪沙发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雪茄，递给阿礼国一支，自己叼起另一支，阿礼国替他点燃。
文翰深深吸了两口，缓缓说道：“我接到了你的报告，上海道吴健彰想雇用我国兵轮协防长江，阻止叛军进攻上海，但是，在我们弄清叛军的根底前，皇家海军不能介入中国内战。”吴健彰的官衔是苏松太道，管着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十一县，上海是淞江府的下辖县，但英国人嫌“苏松太道”拗口，总是称他“上海道”。
何伯上校哼了一声道：“雇用我国兵轮协防上海，应当由中国皇帝派秉权大臣与公使协商，怎能由一个小小上海道台出面？这是外交上对大英帝国的蔑视，绝对不能容忍。”何伯三十多岁，中等身量，浓重的海狮胡须梳得一丝不苟，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蓝色斜纹布海军服，皮带左侧挂着一柄短剑，剑柄嵌着一颗翠森森的绿宝石，一派典型的英国海军作风。
阿礼国忍不住笑道：“何伯上校，大清皇帝还没有学会怎样与文明国家交往，总是让地方官与所谓的‘洋夷’打交道。吴健彰与我打交道时经常闪烁其辞，我有时弄不清楚他究竟代表谁，代表朝廷还是代表本地政府，或者仅代表他个人。”
文翰沉吟片刻后问道：“阿礼国先生，你对太平天国了解多少？”
“公使阁下，中国的这场大规模内战打了两年，满清政府从来不发布任何的官方消息。我至今还不知道谁是太平天国的首领。不过有趣的一点是，从满清政府公布的悬赏名单上来，他们的首领似乎是一个叫萧朝贵的人，因为他的赏格最高，比什么韦政，什么杨秀清，什么洪秀全都要高。其余的情报就是香港《中国之友》（a）报上的文章，里面全是根据中国商人、逃难百姓传言和在华传教士的信函撰写的，道听途说，经手转译，以讹传讹，令人难以采信。有人说太平军是杀人放火的强盗，有人说是改信基督教的叛军，还有人说是一股势力强大的民间帮会，总之说什么的都有。满清政府不允许我们深入内地，我和领事馆全体人员一直呆在上海，只能雾里花，无法评估这只突然崛起的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