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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以前的计划经济模式，养了一大堆的企业。往往是觉得哪个领域生产能力不足了，就建个工厂，增加产量。其实很多时候，市场是有一定周期的。一段时间内，某个产品大受欢迎，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产品可能就饱和了，或者落伍了，不再受欢迎。但我们的工厂还在，全民所有制，他们生产的产品完全不受欢迎，完全卖不出去，工厂还得保留，工人还得继续养着。这种行为，明显与市场规则相悖。所以我认为，在企业这一块，可以进行私有化改革，可以卖掉一大批，只有战略企业不卖。”
贺竞强问道：“那在刘局看来，什么样的企业，才叫战略企业？”
所谓战略企业，或者战略层面企业，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定，专家学者们各持一词。
“与国防息息相关的，当然是战略企业，比如兵器工业，钢铁，能源等等。在一些发达国家，兵器工业集团，能源集团，钢铁集团包括矿山企业，都是私人在经营，但政府绝对不是放任不管，有完整的法案去规范这些企业的运作，企业的重大动作，都必须得到政府的允许。这是我们可以借鉴的一种模式，也可以不借鉴，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模式搞，国家统一管理这些国防战略企业。另外，我认为，与绝大部分群众息息相关的产业，也是战略行业。比如说处理水的公司，粮食生产，电力企业，教育，医疗，这些东西都和全体国民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可或缺，这也是战略行业。水务公司，粮食集团，电力企业，教育和医疗行业，都应该由国家由政府统一监管，统一筹划，不能产业化，更不能市场化。因为保证群众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这是每一个政府都应该做到的。这些行业市场化，商业化了，我们的命脉就交到了私人的手里，政府就将逐步丧失应有的功能。这个不行。”
刘伟鸿沉思着，缓缓说道。
“哪些企业能卖，哪些企业不能卖，哪些行业可以市场化，哪些行业不能市场化，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非常清晰的界定。当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会遇到很大的阻力，遇到很多的反对和质疑的意见，但必须要坚决顶住。我们不能自行解除武装。一旦民生产业被私人控制，甚至是被境外势力控制，我们的政府就会被‘绑架’，变得身不由己。而我们目前的国内环境，恰恰有很大的可能，会遭到这种绑架。第一，因为我们很多干部不懂市场，不懂经济。第二，因为他们贪婪。”
刘伟鸿毫不客气地说道。
贺竞强这一回没有反驳刘伟鸿的意见，只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道：“刘局，请继续。”
“不过我还是认为，卖掉企业的前提，是必须安置好下岗职工。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破产法，都有明确规定，企业破产变卖，职工的工资和补偿款，是优先支付的第一顺位。只有在满足了这一条之后，有多余的款项，才能用以偿还债务。破产法如此规定，为的就是保护弱势群体，保证社会的公平和公正。这也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责。如果卖掉企业的所得，不足以支付职工工资和补偿款，那么政府就有义务补齐相差的这一部分。不管有多少理由，民生永远应该放在第一位。这是保证我们长期执政的最大基础。无论国家多么强大，多么富裕，如果不能创造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都是很危险的。”
说到这里，刘伟鸿略略做了一个停顿，稍顷，才接着说道：“贺市长，我曾经和你谈到过，卖掉部分企业，筹集资金修路。”
“对，是谈到过。”
“卖掉部分国企，这个算是一种商业行为。商业行为所获取的资金，就可以用作商业的用途。贺市长，这就是我的意见。政府其实就是担当一个仲裁者的角色，来决定资金怎么分配怎么使用。我们才财政收入，很大一块是来自于税收。税收是真的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我坚持认为，平原市政府，应该首先致力于民生领域的建设，把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投入到民生领域里面去，努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那经济发展呢？城市基础建设的资金由何而来？”
“赚钱！”
刘伟鸿简单明了地说道。
“赚钱？”
“对。政府要会赚钱，当然，还要会招商引资。就好像你现在进行的国企改制模式，大方向上我认为就是很值得肯定的。把这些非战略层面的企业全部卖掉，交给民间去经营，交给真正懂得市场的专业人士去经营，比由政府统管要好得多，既去掉了包袱，也能焕发出真正的活力。只要安置好了下岗职工，这个方式就是正确的。而城市经济的发展，不能总是打税收的主意，更不能挤占民生资金。比如说，修路。政府财力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投资修路。财力不够，可以申请贷款，或者直接对外发包，将整条公路的建设权和今后的营运权，都卖掉，借助外资来完成这个建设。商人的天性是追逐利润，只要有利可图，总是能找到合作伙伴的。商业性的东西，就用商业化的手段来解决。”
贺竞强微微一笑，说道：“刘局，咱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位市长，都是一个优秀的生意人。”
刘伟鸿笑道：“严格来说，我们的市长，都应该比生意人优秀。市长不做生意，但是他要让生意人为全体市民服务。平原市五百万人，老板人人能做，市长却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