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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天冬季开支预算,其实是在年初就做好的,是在全年预算内的,现在也只是根据实际情况略做调整。”阮大铖说话很有水平,这年初的财政预算,那是总理处决议的,现在厅上在座的人中有不少参与者。
那边朱以海坐在龙椅上, 翻看了面前的一本折子,正是先前做的绍天二年的财政预算,现在一比照,已经有很大的赤字超出了,具体就是年初的预算上,开支还是有些保守。
当然,其实当初收入这块也有些保守。
当初也没想到今年反攻形势这么好,处处用兵,御营更是扩张迅猛。
朱以海看了几眼,把这份报表合上,拿起了另一份,由阮大铖草拟的第四季预算调整计划,以及明年的预算草案。
大体上来说,其实现在财政情况挺好,说出来有些让人意外,毕竟崇祯时全有关内诸省,甚至辽西都还握在手上,却天天哭穷,穷哭了,尤其是最后那几年,整天就在为一个钱字而着急忙慌,甚至乱上加错了。
怎么到朱以海手里却反而不缺钱?还形势大好?
说到底就是另立炉灶,资源重新分配。
基于手里的兵,加上大明的这个老字号招牌,朱以海这个皇帝,在弘光崩溃的混乱之时站出来, 很好的代表了旧有的士绅地主官僚阶层。
而他走的不是如弘光、隆武、永历等这些南明天子的错路, 没由士大夫和军头们拥立,而是硬是自己拉出人马,打出地盘,一点点由下而上的重起炉灶。
他左手是御营亲军,这是他的新朝功勋近卫,另一手是招纳的士绅官僚地主们,两相平衡,使的晚明以来朝堂完全就被士大夫架空的局面完全改变,特别是在外部的巨大威胁之下,让内部整合,甚至合作有了基本的土壤环境。
所以万历派太监到各地收点矿税,都能弄的沸沸扬扬,被群起围攻,隆庆开海,更是前后折腾了许多年。
万历以后地方年年欠缴,朝廷财政年年亏空,崇祯想按亩加征点银子, 结果反而是没地的农民全反了。
说到底, 就是这些大明天子们,其实圣旨已经难出北京城了。
你再好的想法, 但与整个执政阶层利益都背道而驰时,这好经也就念歪了。
权力是个很复杂的东西。
皇权得依靠官僚阶层的执行,而官僚阶层大多出身士大夫地主阶层,当皇帝的政策伤害到这些士大夫地主阶层的利益时,事情就办不成了。
朱以海能成功,说白了就是他重新构建了权力的另一极,也就是天子御营亲军,这是跟士大夫地主阶层们不同的群体,甚至不是晚明以来的那个卫所边军体系。
这是由年轻热血的士子青年,忠义农民工匠,甚至是饥民难民们组成的,在皇帝的带领下,他们用性命用鲜血用刀枪杀出一条路来,而皇帝对他们也不像以前的皇帝对卫军边兵那样践踏。
这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武勋集团。
说到底,其实就类似于鞑子的八旗。
正是在政治上有了这样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新势力出现后,才能压制旧有的士绅地主官僚集团,才能重新掌握话语权。
而且由于这御营是皇帝拉起来的,所以不用担心如弘光的江北四镇湖广左良玉,如隆武绍武兄弟时的福建郑氏,或永历时的什么西营、东勋两党的架空挟持发生。
当然,除了这些外在的条件打通外,重要的还是朱以海不是这个时代的局中人。
他是个穿越者,最大的优势不在于他以前是什么身份,而是对这段历史,看的比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透彻,这是后人几百年研究的结果,每一个角落都被研究透彻了。
崇祯一个从小在宫里长大的年轻天子,哪怕接受的教育再精英,也难逃时代的束缚限制,弘光、隆武、永历等更不用说,就算是郑芝龙、郑成功、孙可望李定国等人都一样。
别人都是在那迷雾里摸索着前行,谁也不知道前方究竟路在何方。
前进的道路有曲折,也可能走弯路,甚至跌入悬崖,但朱以海却是只要沿着那条早就清楚的大道走就行。
就如此时,这殿上参与廷议的一众大臣,大都是朱以海的心腹,不管以前是阉党、东林、复社、奸党还是东南海贼郑氏,又或其它,现在他们都被朱以海纳入麾下。
阮大铖做事,比较利落。
直接拿出了具体的数字报告给大家,因为今年形势大好,迅速收复了许多地方,基本上稳定了长江以南地区,另外江北地区也夺回许多地方。
而江西、浙江、江南都是钱粮重地,江南去年乱的厉害,但底子好,一经安定,便迅速的恢复起来,今年江南也没大灾,所以夏收过后,大为稳定,眼看秋收又要丰收,各地粮价都是再次大幅下落。
虽说各地都还在打仗,但就如四川贵州,虽然在整军在打仗,但控制力反而在不断加强,新的税赋法推行开来,已经取得不少明显的收益。
“根据如今各地报上来的数字统计,今年绍天二年,全年的财收,仅上缴户部国库的,将达到三千万两白银,另还有米麦豆子四百七十三万石,草四百九十二万束,茶叶五十万篦(十斤一篦),此外盐税收入达到八百八十六万两,关税收入一百三十五万两,厘捐收入三百五十万两,另杂税收入六十八万两”
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总理处、内阁、六部这些具体办事衙门对这些数字倒是早心中有数了,但谏院、察院这些科道衙门的御史言官们,却还是头次接触到这么具体的数字,震的不轻。
甚至有些人直接就怀疑这些数字有问题。
也有人直接认为这充分证明朝廷横征暴敛,在搜刮民财了。
要知道崇祯朝最好的年头,其实就是崇祯刚继位的那一年,当时统计大明朝纳田赋的官民田土数是七亿四千多万亩。
户口是九百八十三万多户,人丁是五千一百多万口,这数字跟随炀帝继位初是惊人相似的。
然后当年征收了四百三十万石麦,两千一百四十九万石粮,另外金花银百来万两,加上其它盐茶钞课等各种杂七杂八的几十万两。
这是最好的一年,然后后面越来越不行,各种欠缴、亏空,尤其是内有土司叛乱,流民造反,外有后金入侵,甚至还有蒙古人搞事。
于是后来只能加饷,不仅继续征以前的辽饷,甚至后来还有练饷剿饷等,三饷就算全加一起征,其实也没征到多少,依然欠的严重。
可就算一年这几百万实征上来的三饷,都搞的各地百姓纷纷造反。
现在朝廷就占有半壁江山,朝廷还搞永不加赋,甚至不少地方减免赋税,怎么今年居然能收三千万两白银,还另外各种银两有近一千五百万两,另粮食近五百万石?
这太过份了吧!
总觉得哪里不对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