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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五年，中国的大豆消费量就突破1亿吨，然后才慢慢地达到瓶颈。嘉谷内部的报告，是齐政综合了自己所知的走向，然后命令嘉谷战略部的十几个人，以既有的研究内容为蓝本，才估算出来，也是最符合历史走势的结果。
可惜，现在没有多少人相信就是了。
即使是谢开济，都半信半疑。
齐政却不在乎他的想法。如果还按照原来的走势，不出十年，国内的大豆进口量都逼近亿吨了。只有快速推广“嘉豆13号”，才有可能让这一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
因此，沉吟片刻，齐政就决断道：“加快在黄淮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大豆产区的合作社组建速度，不管我们能不能拿到推广主导权。对了，人手还充足吧？”
“没问题，我们这两年招进来的年轻人，都安排到基层，一人跟进一个合作社，历练他们和农民打交道的能力，现在也该出师了。”谢开济定了定神，说道。
齐政满意地颔首。
在中国，假如你不能和农户顺畅沟通，你根本谈不上做合作社。
这涉及到中国的一个世纪难题——如何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
从大的方面看，改革之初的“包产到户”是将村集体解散了。可是到了现在，时代的要求必须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社会意义的变革，其意义不下于“包产到户”的社会意义。
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这同样也适用，奇妙不？
可是环顾周边，除了嘉谷，很多致力于现代农业投资的企业，都会不自觉地拒绝和农民合作，核心出发点就是主观地认为纯粹的农民是无法实现有效管理的。
这当然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要想将农民组织起来，第一步是实现利益捆绑，譬如打土豪分土地；第二步是明确共同的奋斗目标，譬如如何保护和扩大这些既得利益。
所以，更准确应该是，组织农民成本太高而经济收益有限。
嘉谷之所以能承担这样的高成本，是因为嘉谷的效益也高得根本不像是做农业的——坊间戏言，嘉谷就是一家披着“农业皮”的“奢侈品”公司。
很显然，双倍增产的“嘉豆13号”，效益也不是一般的高。
但即使如此，谢开济还是提醒道：“老大，一年两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农民很难一说就同意加入合作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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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农民会观望一阵子，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了，才会有所行动。但如果明年要实现大范围推广大豆新品种，从年底到明年初这段时间，就要将合作社组建起来，将人员培训起来，难度和工作量都不是一般的大。
齐政也知道这一点，想了想，道：“这样吧，合作社不是应该分红了吗？我让总部拨付一笔经费，用来组织两地的豆农参观我们的合作社分红。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找媒体做一些宣传。”
“哈？”谢开济先是吓了一跳，然后明白过来，乐道：“真要这么高调？”
齐政颔首道：“农民的核心诉求很简单，要增收，要可靠的增收。那么，还有什么比真金白银更有说服力？”
同时，也可以让政府中某些人看看，嘉谷将农民组织起来，可不是让他们成为被剥削的对象的——资本下乡，也要看是谁在组织，怎样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