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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数着时间过日子,开宝二十二年,到来了。
过去的两年,毫无疑问,是大汉进入开宝时代之后,最风波迭起,也最乱象纷呈的两年。
大桉,政潮,党争,战争,叛乱……形形色色,纷纷扰扰,此起彼伏,络绎不绝,就是波澜壮阔的开宝北伐,也没有如此“精彩纷呈”,让人眼花缭乱。
这几乎是大汉建立三十余年来所积攒弊病的一次大爆发,一次彻底的释放,也是几十年治理下一些深彻矛盾的缩影。
当然,对于大汉而言,这只是巨人身上出现的一点小瘙痒,只是这辉煌时代下发生的一点小插曲,一点小调剂。帝国大势已成,或许波折,或有小势的变动,但大势难改。
一整个冬季的过去,使得大汉百姓对西北叛乱的关注度直线下降,即便是最好议政的东京士民,也被一些更为新鲜、更为有趣的事物所吸引,就是那些带有宣传性质的说书人,反复斥骂叛贼,歌颂朝廷,也觉乏味了。
甚至于,曾经一度甚嚣尘上的关内,都有些沉寂下来了,在朝廷堪称严酷的封锁政策下,三个月的时间,彻底在榆林外围构造了一条牢固的封锁线,把叛军牢牢地关在榆林境内。
冬初之时,尚能从榆林传出一些消息,不论是真相还是流言,总有一些动静能够为人所知。关内道,尤其是靠近榆林的北部地区,也是多有纷扰,人心不稳,状况凭出,当然在一干“觉醒”的官僚以及武德司的弹压下,迅速恢复平静。
整个冬季,在朝廷的全力支持下,赵王刘昉在榆林周边调兵遣将,而沿榆林周边的那些对外通道,都被严格封锁,各关隘堡垒,增兵增粮,严防死守,甚至于,除了几条主要的后勤补给通道,其余道路,全部锁死,即便一些山野小径,也不放过,通过大量火药,将路径销毁,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榆林对外(主要是对关内)通道,尽数隔断。
至于黄河沿线,各个渡口,也都屯有戍卒,更有数千骑兵,来回巡弋,夸张点的描述,一只冬鸟都难以逾越。
当然,想要做到彻底的封锁,也不太现实,但是,成规模的叛军外蹿,是被切实限制住了。叛乱之初,叛军尚能遣派贼属,行流寇事,将混乱扩散蔓延,这些人,也是刘昉第一步的消灭目标,并迅速取得成效。而在榆林封锁线落实之后,叛军流蹿裹乱西北的可能性就被压制到最低了。
或许有小股的叛贼,阴潜南下,然而且不提这其中的困难,即便让他们成功偷渡了,如何在关内展开行动,搅起叛乱,也再不容易。
整个关内道,都按级别进行戒严,尤其是靠近榆林的环、庆、金、延四州,戒严力度,几与军管相类,执行力度,更是空前。
所有民间活动,都被压制,禁止民间的人口流动,所有农牧渔民,除了受官府征召,有开具的文书凭证者之外,都只能安居乡里,村里联保互督,就是新年,都不准走亲访友。
而对任何外来者抑或行踪有异者,举报有奖,官府的差役更是时时巡逻检查,不合规矩者,即行批捕,若是被甄别判定有乱贼之嫌,那就只有吃牢饭,甚至于吃牢饭都是幸运,被投入刑徒营乃至被杀头,都一点不稀奇,乱世重典的情形,再度出现在西北。
效果自然是显着的,虽然避免不了无辜者被牵连,但若把官府的禁令当真,老老实实地待着,自然不会有事。同时,也着实让各地官府,查出了一些混迹民间的乱贼,抓起来向朝廷请功。
尤其是那些南逃的难民,鱼龙混杂,果然混入了不少叛贼,这些地方官僚的顾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赵王乃至朝廷的强压下,他们不得不接过扶危济难的差事,一个冬季的时间,自环庆至金延,前前后后接收了四万多的难民,其中抓了上千人......
在开宝二十一年后半个冬季,整个关内呈现出一种肃静的状态,民间的流动与活动,大为减少,除了长安以及各州城,甚至不容许商贾轻易通行,即便能,也需要有官府开具的印有道司关防的通商凭证。
过去那种,商旅如织,人流如潮的情况,不复存在,通行于各官道上的商旅驼队,要么是军队运输的车队,就是有背景,有靠山的豪商大贾。
为了配合榆林剿贼的大局,西北各地官府不得不出台政策,限商限行,控制人员流动,以保证治安,维持稳定,一刀切的做法,也往往省事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