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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怎么样？”宋维扬问。
小卖部老板说：“以前的货更好卖，但进货不容易。现在进货容易了，但卖不动。就说啤酒汽水，只有栽秧打谷的农忙时候才有人买，平时谁有那个闲钱糟蹋啊。”
宋维扬问：“以前农民就有钱了？”
“那是当然，”小卖部老板笑道，“八几年的时候，农民最有钱。一亩地只交50斤谷子就够了，那个时候交公粮积极得很，抢着贡献给国家。交完公粮还剩下不少，可以卖给粮站换钱，这农民手里就有闲钱了。现在一亩地要交几百斤谷子，卖给粮站还不给现钱，只给你打白条，农民上哪儿弄钱去？”
宋维扬问：“农税这些具体是多少？”
小卖部老板道：“三提五统多得很，每年还不一样，别说是我，估计镇上的领导都搞不清楚有多少农税。打个比方，以前土里长出100块钱的粮食，有90块钱都是农民的。现在嘛，农民自己能留二三十块钱就该笑醒了。”
“除了土地呢？”宋维扬问。
小卖部老板说：“以前养猪是自己的，种树是自己的。现在卖猪要收税，砍树卖也要收税。最气人的是村办企业！”
宋维扬笑道：“你们村里还有企业啊。”
小卖部老板说：“十多年前办的，大家都集资，这家10块钱，那家20块钱，有钱的就凑几百块钱。企业是大家的，赚到钱按股分配，过年的时候分钱特别热闹。后来不行了，企业不是大家的，是村里面的，整成了大锅饭，赚到的钱还要被镇上拿去一些。谁干啊？厂子就垮了呗。”
洪伟国解释说：“村里的厂子我知道，垮掉的真正原因，是产品卖不出去。”
宋维扬问：“以前产品都卖到什么地方？”
洪伟国说：“卖到附近的乡镇集市，顾客都是农民。后来农民手里没闲钱，买产品的就少了。”
宋维扬默然不语，寥寥几句话，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中国乡镇农村的市场崩溃。
中国农村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之后的十年是农村发展的黄金时代，并成为中国数千年历史当中，农民收入最接近城里人的时代——空前绝后。
这十年间，农村、农民和农业推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农民粮食充裕，还搞起了无数乡镇和村办企业。而那时国家财政虽不宽裕，但还不断拨款新修水利，并帮助农村建设医保体系和教育体系。
可到了1987年之后，财政分灶吃饭，事权下放，农村所有事情都由乡镇政府负责，连军烈属的费用，市以上财政都不拨钱了，实际的结果就转移负担给农民。农村包括修路、通电、电话、盖学校都要靠农民集资，而农民出钱之后，这些东西的产权却不是农民的。
接着又是94年税改，地方政府没钱，搞得市县级别也从农民身上捞钱，农村负担呈几何倍提升。
农村，农民，似乎一下子被遗忘。
宋维扬想要搞这个论文的最初目的，是因为喜丰的产品只能卖到县一级，村镇市场的收益几乎为零。他从那些数据中发现，中国农村的经济是崩溃的，而此时有九亿农民，这九亿农民丧失购买力，还谈什么拉动内需？
不调查没有发言权，通过跟小卖部老板的一番交流，宋维扬发现，90年代的农村改革并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放缓，而是加速了！
农村改革的速度，远远超过城市改革和国企改革，只不过农村改革的方向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