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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小养尊处优、八岁那年在一次海难事故里失去父母、被教会养大的孩子，确实不容易打开心扉。”
“中学毕业后，她考上了奉天的一所艺术学校，学戏剧和芭蕾。后来加入了哈尔滨芭蕾舞团。战乱的时候，芭蕾舞团四散，她想去上海，没去成，只好留了下来。原来有一个男朋友，也是跳芭蕾舞的，逃难的时候被流弹打死了。”
魏一平的话在耳边响起，与此同时，那份资料像画报一样在李春秋的脑子里再次展开——芭蕾、哈尔滨芭蕾舞团、海难、修女、芭蕾舞团、果戈里大剧院……
李春秋忽然想到了什么，他伸手拦住一辆驶过来的出租车，钻进汽车，对司机说：“去果戈里大剧院。”
果戈里大剧院的大门紧闭着，虽然整个建筑陈旧、破败，但掩盖不了它当年的宏伟气势。
李春秋走上台阶，推了推门，门居然开了。没有灯，里面看上去很昏暗，阳光从一扇高高的窗户外射进来，形成一道光束，唯有灰尘在上下飞舞。
李春秋眯着眼睛走进去，渐渐适应这个环境。演出大厅内，一排排座椅蒙上了厚厚的灰尘。舞台上，帷幔肮脏得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这时，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找谁？”
李春秋吓了一跳，他回身看去，发现在通往二楼包厢的台阶前站着一位头发花白的看门人。
“找谁啊？”老人继续问道。
李春秋客气地说：“不找谁。当年经常来看演出，今天路过这儿，就进来看看。”
也许是一个人在这空荡荡的剧院里闷久了，老人对突然到访的李春秋分外热情，领着他楼上楼下地参观起来。
在通往二楼包厢的台阶上，红色的地毯已经被岁月腐蚀成了紫褐色。老人走在前面，不时地提醒道：“您留神脚底下，那块板子是坏的。政府一直说要改建，说来说去也不动，不知道要等到啥时候。”
站在包厢里，李春秋居高临下地看着台上，只觉得硕大的舞台寂静又孤独。
看门人站在一边，也望向舞台的方向：“您说的芭蕾舞团我当然记得，我还没那么老。那年，他们演的是《胡桃夹子》。我记得那时已是五月初了，早上居然还飘着雪片。我就寻思这不是好兆头呀，果不其然，那次首演出事了……”
赵冬梅骑着自行车从厂里出来。自从姚兰找过她之后，厂子里似乎也有了一些风言风语，已经不止一位大姐旁敲侧击地向她打探情况。赵冬梅无力应付，一下班就马上离开单位，哪怕是中午时间紧张，她也不愿留在食堂吃饭，宁愿躲回自己的小屋清静片刻。
自行车已骑到巷口，赵冬梅习惯性地摁着车铃朝里面拐去。然而，车头刚拐进去，她就突然捏着闸刹住车，跳了下来——李春秋正站在前方不远处等着。
赵冬梅马上掉转车头，转身就走。李春秋赶忙追过来，一把抓住她的车后架：“你听我说，就一句。”
赵冬梅使劲地挣脱，高声喊道：“放手！”
经过巷口的行人纷纷好奇地看着他俩，李春秋没办法，只得放手。
赵冬梅推着自行车，加快步伐，坚定地往前走去。眼看她就要出巷口，李春秋突然在她背后喊道：“你应该忘了那些事！他已经死了，再也不会回来接你了！”
赵冬梅愣住了，握着车把的手微微颤抖起来。李春秋慢慢走到她跟前，刚想说话，只见赵冬梅瞪着红红的眼睛声嘶力竭地喊道：“你凭什么那么说！你凭什么也像那些人一样来欺负我！”
泪水夺眶而出，赵冬梅心中竭力想守住的那点儿念想儿，被李春秋的话彻底击碎了。她手一松，整个人几乎和自行车一起倒了下去。李春秋赶忙扶住她，轻轻说道：“走吧，换个地方，我全都告诉你。”
说着，他眼睛望着前方——关于他和赵冬梅的剧本，他已经在心里准备好了。
西餐厅里，刚刚平复情绪的赵冬梅，手捏着勺子在搅动着一杯咖啡。她微微低着头，眼睛还有些红肿。
李春秋坐在她对面，也是一杯咖啡摆在面前，但他连杯子都没碰。他盯着咖啡表面泛起的白色泡沫，出神片刻后，长出了一口气，随后像撒网一般娓娓道来：“要是没记错，那是五年前的事了。往年五月初都换上单衣了。那年，哈尔滨还在下雪。那么大的雪，很多人都感冒了。那时候我除了教书，还在医院坐诊。有人打电话说哈尔滨芭蕾舞团闹流感，老百姓又谣传说是日本人撒的细菌，谁去谁死。我去的时候，还有人堵着你们的大门不让开，也不让人出来。”
五月、大雪、流感，这些细节开启了赵冬梅尘封的记忆。她不禁抬起头，望着李春秋。
李春秋的目光投向了没有方向的远处：“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果戈里大剧院，我记得二楼的墙上贴着一张海报——《胡桃夹子》。那张海报很大，我因为多看了两眼，差点儿被踩坏的台阶绊了个跟头。说实话，我挺后悔的。要是当时我没进去，也不至于后来会这样。从剧院出来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都在想，当初我为什么报考的是医学，不是艺术——芭蕾舞艺术？”
稍停片刻，李春秋又接着说：“你们中有几个演员都是流感，没什么大碍，我检查完，剧院为了表示感谢，请我们一周后去看了你们排的那出戏。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五年前，你见过我？”赵冬梅吃惊地看着李春秋。
“可惜，戏没看够就中断了。第二幕刚刚开始，几个日本宪兵就闯了进来，他们在搜查抗日分子。”
赵冬梅脱口而出：“不，那是第三幕。”
“对，第三幕。我不太懂，所以记得不准。”
赵冬梅又低下头，似乎为自己的冲动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李春秋并未在意，继续讲道：“演出停止，观众们被搜身以后，和演员们一起被赶到了大街上。你和你的舞伴站在一起，他把你护在身后，我只能看见你的眼睛。他身材很高大，不在舞台上的时候照样神采飞扬，一点儿都不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说实话，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让我感到自卑的男人。
“后来，我只要一有空，就跑到果戈里剧院去看你们的演出。凡是有你演的我都看，尤其是《胡桃夹子》，我觉得你就是那个小公主。”
“公主”，这个曾经伴随在她身边的词，现在听起来似乎有些陌生。赵冬梅嘴角还是不禁微微上扬，仿佛美好的时光再次降临在身边。
李春秋转头看了她一眼，有些低沉地说道：“那时候我已经结婚，孩子也有了。见到你之前，我觉着我的人生是可以一眼望见的——好好工作，把孩子养大成人，和太太白头终老。可笑的是，我经常自诩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我拼命地说服自己，别再去剧院，别再傻乎乎地去买票。我一次次告诫自己，一次次发誓，可根本没用。每次剧院门口贴出海报，只要有你的名字，我就忍不住去买票。我知道，我失控了。”
赵冬梅没再说话，但她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一丝微光，不再仅仅是晦暗的委屈。
李春秋沉住气，接着说道：“那时候，我就知道了你叫什么。观众那么多，你肯定对我没什么印象，我知道。后来，我出差了一段时间，回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你。我去剧院问，他们说你们芭蕾舞团解散了，我到处打听才知道一些模糊的消息。你男朋友的事，我不是故意要说的。
“我想找你，可你已经走了，没人知道你去哪儿了。我到处打听也找不到。等我到了公安局，还托人口失踪科的同事去找你，也找不着。一直到前些天，我在你家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