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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没办法啊，总不能叫官府销毁了他们的马车吧，《刑统》上也没这个条文……”
张正书也是无奈，这就是宋朝不好的地方了，山寨太严重了啊！虽然宋朝很尊重读书人，也诞生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条文，在宋初的时候，朝廷就颁下了“刻书之式”。所谓“刻书之式”，就是将书籍印刷出版的法规以条文形式固定下来，也就是说，不按照这个条文形式出版的书籍，就是“假货”、“盗版”。如果有私人翻刻，那是可以告到官府的。
可惜的是，这么好的制度，居然仅仅是在印刷行业，其他行业就连水花都没打起一个来。
为啥？还不是崇文重文演变而来的！就好像正史上的中世纪，欧罗巴那边就有君主赐给工商业者在某些商品上垄断经营的特权。当然了，这和后世的“专利”差很远，倒是很像中国汉朝的盐铁专营，类似于皇商一样。
后来，欧罗巴又发展进化到了类似后世“专利”的了：在十四世纪，也就是正史上的1331年，英王爱德华三世曾授予佛兰德的工艺师约翰·卡姆比在缝纫与染织技术方面“独专其利”。这个“专利”的授予目的，在于避免外国制造作坊将在英国使用着的先进技术吸引走。这就已经不同于汉朝“盐铁专营”之类的“专利”了，更接近后世真正意义上的专利。
从此，随着重商主义的兴起，欧罗巴那边更加注重专利保护了。随着契约精神的深入人心，专利也开始深入人心。而中国呢？呵呵，在文人这条路上撞破南墙也不肯回头，愣是把“理学”发扬光大到斥责一切新兴技术都是“奇技淫巧”的地步，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无从谈起。只有师父传儿不传女，传徒弟都留一手这样人为的“知识保护”。殊不知，在真正决定国力的技术上，西方已经赶超中国了。
一边是文人主导的重视文章治国，一边是重视科学技术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从方方面面看，中国的衰落也是必然的。
源头是哪呢？
张正书想了想，在宋朝除了一些腐儒之外，也没有多少人会觉得新兴技术是“奇技淫巧”啊，更别说像公休仪那样拔葵去织，甚至还认为新生技术是机械诈伪、机变械饰、怀诈机心的，绝大部分人还是认可新生技术的。要不然，香水、四轮马车、香皂、报纸、沼气池、蜂窝煤、超市、钢筋混泥土房子……这些东西，百姓为什么会接受得那么快？
至于什么“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变之心，怀诈弄巧”这类的言论，都是腐儒说的，掀不起什么浪花来。
要知道，宋朝文人对舆论的导向，比后世的记者都要厉害得多，要是他们真的贬低一种东西，早就出手了！
可见，宋朝对“奇技淫巧”还是很宽容的，唯独有一个情况例外——那就是皇帝如果沉迷这些“奇技淫巧”，天下的文人都跑出来劝谏了。
张正书替赵煦默哀一秒钟，他知道这就是文人的尿性，力求皇帝成为一个圣人。
在这些文人的眼里，只有皇帝成了圣人，那天下才能大治啊！这就是“法三代”，“君效尧舜禹汤”了，只有这样天下才能成为大同社会！
理想很崇高，现实却很骨感。
皇帝也是人啊，他也有七情六欲啊，更别说私心了。成为圣人？呵呵，根本不可能。再说了，圣人也是人，难道他就没有七情六欲了？
所以，张正书认为儒家的理想，一开始方向就错了。但儒家很聪明啊，这只是扯大旗罢了。宋朝儒家的内核，已经成了法家。如果没有领悟到这一层，那这个文人在官场上也不过是颠沛流离，壮志不酬的。一如苏轼、欧阳修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