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9章】 疑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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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这种事,历来每一次都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笔画,叫黄昊看来倒也有其必要的周期因素在内。

若叫黄昊以周期论来总结的话,农民起义的内外因素在他看来不外三大原因:天灾、土地兼并和人祸!

没错,在老黄看来就是天灾、土地兼并和人祸!

就华夏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而言,每一次的农民起义其实都是专制朝廷和民间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后世的历史学者秦晖教授(已故于2016)曾经把秦以后农民起义的原因除土地兼并之外的因素,归纳为更为详尽的六个方面分别是:官府滥用民力,横征暴敛(暴政)、官府实行严厉的经济垄断,比如盐铁茶叶专卖、海禁等政策(垄断)、官府进行严厉的户口控制,一种是百姓想要迁徙却被限制,另一种是百姓不想迁徙却被官府强行迁徙到偏远地区去垦荒(流徙)、官府吏治腐败,法外敲诈(贪腐)、官府和民间对宗教组织资源的争夺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宗教信仰)、天灾与外患等非社会因素(天灾人祸)

只是,秦晖教授的归类虽然将原因归类得更为详尽,但这六个主要因素实际还是离不开人祸二字,看看这暴政、垄断、流徙、贪腐,乃至于宗教之乱,哪一项又跟人祸没有关系?

若是不信,不如就此例数一下华夏历史上的历次起义,首先周武王的吊民伐罪就是赤裸裸的反抗暴政。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也是反暴政,然后王匡反王莽的起义是反暴政,然后黄巾起义的诱因是门阀家族的土地兼并,同样还是反暴政。

再然后,两晋、南北朝的农民起义更是此起彼伏,十有八九都是反暴政,到了隋末王薄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作《无向辽东浪死歌》起义,也是为了号召群众参加起义军,鼓动群众拒绝参加进攻高句丽,激发群众的反隋情绪,因为隋炀帝为进攻高句丽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最为沉重的灾难,同样还是反暴政。

再往后,唐末的黄巢起义、宋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和北宋末年的梁山、方腊起义,深究起来莫不都是赤果果的反暴政!

所以,对于钟相如今已经开始准备造反这事,黄昊打心底里是有些排斥的,因为在他看来,明明在他缔造的“宋道宇宙”里已经扭转了历史轨迹,避免了北宋的灭亡,也阻止了金军南下,此时的大宋虽然算不上风调雨顺,但至少也该是勉强国泰民安,并没有瞧见什么天灾人祸的迹象,怎么那帮人他们还是要计划着造反呢?

黄昊仔细回忆了一下,倒也记得历史上记载,北宋末时钟相此人在家乡鼎州一带利用“摩尼”教搞宗教活动组织群众入乡社,所谓乡社也就是农民交钱粮入社后,社内实行互助共济。

此外,钟相还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因此,钟相以此深受群众拥护,被称为“老爷”或“天大圣”,周围数百里的贫苦农民加入乡社的不计其数,如此二十余年,其影响扩大到洞庭湖周围各县。

靖康二年(1127)初,钟相组织民兵三百人,命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这支队伍未与金兵接触,就被刚即位的宋高宗赵构命令遣返,钟相便以这支队伍为基础筹划起义。金兵渡江南犯,所过残破,官兵和溃兵到处烧杀抢掠,南宋统治者横征暴敛,“政烦赋重”,南方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江西、福建、荆湖各路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

到了建炎四年(1130)二月,钟相才在金人屠潭州(今湖南长沙)、孔彦舟军队犯澧州(今湖南澧县)、鼎州危急的情况下,率众起义,号召百姓加入义军保卫家乡。

而如今,在“宋道宇宙”的时空里,钟相搞没搞摩尼教暂且不闻,但是因为没有了靖康之难,他也就应该没机会组织什么勤王的民兵,再然后也没有金兵南下,官兵和溃兵扰民之事,也就没了水深火热。

那么,怎么这个时候,他却是莫名其妙的筹划起了造反来呢?

对于这个问题,黄老汉明显是一问三不知,看样子能等改天杨老爹这个已经坐了第四把交椅的大头目转回,才好问个究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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