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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梁晓秀在斯德哥尔摩餐馆与瑞典人尼尔斯结识，他后来成为梁晓秀在欧洲的一个知己。
在欧洲，人们对瑞典人的评价不一，有人说瑞典人十分冷漠，沉默寡言，不喜欢与人来往；也有人说瑞典人心地善良，为人朴实。梁晓秀认为，从人的本性看，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种族的人，都有善良、天真或阴险、奸诈的一面。
瑞典人尼尔斯与众不同，完全超越了欧洲人的思维模式，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在20多年时间里，他们交谈无数次，梁晓秀对欧洲和欧洲人有了更深刻进的认识。尼尔斯于20世纪30年代末出生在中国上海，父亲是瑞典商人。他在上海读书，直到十几岁才返回瑞典。早在1965年，作为瑞典商人，他就开始定期往返于中国和瑞典之间，到中国的次数不计其数。他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程度超过一般欧洲汉学家，可称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尼尔斯十分友善，在他身上几乎体现了中国人的所有美德：热情，友善，好客，谦虚，幽默。他对中国的感情之深，让梁晓秀感到惊讶。每当谈到中国时，他的表情就会变得非常开朗，言语之间充满了对中国的热爱。在他看来，中国就是好，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都是好样的。他的中国情结之深，绝对会让那些崇洋迷外的中国人感到汗颜。在梁晓秀看来，他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了解之深，把握之准确，已经超过了一般中国老百姓，更胜过那些所谓的欧洲汉学家。
尼尔斯热爱中国文化，几十年来收藏了一些中国的文物。梁晓秀在他家看过那些中国藏品：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和徐悲鸿的真品，还有一些中国古画赝品，如唐伯虎等人的仿制品；他藏有一些中国的青铜器，不过他说请中国上海的青铜器专家鉴定过，说都是赝品；但他的几件中国古代家具倒是真品。
起初他们之间的交谈还是泛泛的，没有过多深入的交谈；自2005年起，他们的谈话变得深入了，那时尼尔斯已经70岁了，他讲了许多肺腑之言，梁晓秀把他的观点整理出来，和他逐一探讨。
瑞典老人对中国的评价归纳起来有如下主要观点：
中国是一个正义的国家。中国在世界上没有派出一兵一卒。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的外交非常成功；
中国的经济实力将会在不远的未来超过欧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2030年，中国人均收入将会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一半。
中国应该特别关注教育和医疗问题，因为教育和医疗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石。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贫富差距对中国社会的不良影响，并且正在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
中国的腐败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政府有能力解决那个问题。
中国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早晚会得到解决，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理念非常好，值得全世界学习。
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台湾和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欧美国家总是和中国谈论所谓的中国民主和人权问题。这是愚蠢的行为。
现在是欧洲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的时候了。
大凡好朋友之间的谈话都会真诚相对，没有保留。在老人那一面，很想把他对中国的看法向梁晓秀表达；而在梁晓秀这一面，很想知道他对中国、对欧洲、对世界的看法，同时也想向他表达她对中国、欧洲和世界的看法。经过多次交谈后，双方都发现这种交谈很有意义。于是，他们在轻松的气氛下，无拘无束地畅谈了交谈了60多次。
中国经济问题，是他们讨论的重点问题。
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尼尔斯为此感到高兴。他认为，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世界经济的格局正在重新划分。
梁晓秀首先从欧洲出现的“中国热”入手，向尼尔斯提出一个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没有这个前提，在欧洲也不会出现‘中国热’现象。”
尼尔斯坦言相告：“欧洲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羡慕，也很嫉妒。其实，欧洲人的心态很复杂：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势不可挡，另一方面欧洲正在渐渐失去经济上的优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缩小与欧洲的差距。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谜团，也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世纪课题。欧洲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曾就中国经济做出过各种预测，其中大部分是不准确的，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