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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7点钟，布朗准时出现在希尔顿酒店，果然和他们共进早餐。在开始闲聊时，梁晓秀问布朗他是怎么学会荷兰语的。
布朗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他说他是在比利时留学的，所以自然学会了荷兰语。
“那么，你是在比利时那所大学留学的？”梁晓秀问。
“在比利时鲁汶大学，那是一座非常好的大学。”
“鲁汶大学？”梁晓秀感觉非常巧合，说，“我们在鲁汶住了一个晚上，我感觉鲁汶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我特别喜欢鲁汶大学的图书馆，我们还进去参观了呢。”
“真是巧合呀，”布朗高兴地说，“鲁汶大学确实如你所说的，是一所非常著名的大学。法国公司聘请我，也是看重鲁汶大学的声誉。”
梁晓秀又说鲁汶市政厅建筑精美绝伦，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好好欣赏市政厅建筑，他们坐在对面的咖啡馆喝了一下午咖啡。
提起鲁汶大学，布朗的话越来越多，他说他平时也经常光顾那家老咖啡馆，一坐就是一下午。他还说，他对中国的了解是从比利时鲁汶大学开始的。
梁晓秀不懂他的意思，问他为什么说是从鲁汶大学开始的。
他说鲁汶大学有一个汉学系，他的一个同学的哥哥就在那个系学习。又一次他和他同学去汉学系玩，无意中他看到了汉子，当时感觉像天书一样，立即对汉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后呢？”穆尔急着问道。
“然后我就问了我同学的哥哥一些问题，问他汉语是否好学，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他说什么了？”穆尔有记者催问。
“他当时没有解释什么，而是把我们带到了布鲁塞尔城北郊外的一个地方，让我们参观。那个地方你们可能去过，那里有一座楼叫中国楼。”
“中国楼？”梁晓秀说，“我们没去过。”她看着穆尔，责怪他漏掉了一个重要景点。
穆尔也不知道布鲁塞尔有那么一个景点。
布朗的话匣子打开了。那个学中文的哥哥告诉他们比利时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1901年初，由法国建筑师亚历山大·马塞尔设计的中国楼破土动工，中国派遣了一批能工巧匠参与这个项目，于1908年完工。中国楼从此成为欧洲地标性的中国建筑。中国楼藏有1000多件中国16-18世纪的瓷器和其他文物。
“那些文物你都看了吗？”梁晓秀问。
“都看了，但没看明白。有瓷器、有字画什么的。不过，我从此对中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和我同学的哥哥请教一些中国的事。他后来还告诉我一个鲁汶的秘密呢？”
“什么秘密？”梁晓秀问道。
比利时人以他们那种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研究中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利时人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之深，在欧洲国家中居于前列。
“说来话长，我得从头说起。”
三个听众像听故事一样，聚精会神地听布朗说那个秘密。
布朗神秘地说，早在1659年，比利时天主教神父南怀仁便到中国传教，因其学识渊博而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如今在比利时的鲁汶成立了南怀仁文化中心，专门展示南怀仁的事迹。
梁晓秀不知道还有这种事，猜测布朗要说的秘密可能和那个传教士有关。
布朗缓缓地说，在鲁汶大学校园西北侧有两棵上百年的白果树，据传，是比利时人早年从中国引进的树种。那两棵白果树一雌一雄，历经百年后依然长势旺盛，每年都结出大量的白果；每到秋季，两棵白果树上的白果熟透后散落一地，但比利时人不知道白果的用途，无人拾捡白果。
梁晓秀知道白果的用途：既可以当中药，又可以使用。她告诉布朗白果的用途。布朗说，他们三个人后来查找资料，知道了白果的用途，从那以后他们就捡了一些白果保存起来。
“那你们吃那些白果了吗？”穆尔好奇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