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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各国的税收状况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一为自由贡献时期。这种自由贡纳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税收，却是税收的起源，像立陶宛、基辅罗斯、东欧草原汗国等大多数部落制的国家采用的是这种自由贡纳的税收制度。
自由贡纳的进阶是就是承诺时期，每当国有大事，如对外战争，新王发展即位或公主出嫁时，常要举征临时税，以应急需。
这种临时税常常需要得到贵族、僧侣和自由民所组成的税收状况议会的承诺，并不带有多大的强制性。
承诺时期的税收制度已经相较于自由纳贡时期有了相当大的进步，11世纪的法兰西以及西欧诸国的税收制度大体都处于这一时期。
这一制度在财政体系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国王靠自己活”，整个王国的收入被分散到各个领主手中，国王的收入也主要来自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特殊情况，他无权向其附庸和臣民征收赋税。
第三个时期叫做专制征税时期。
中央集权与常备军制度确立后，军权扩张，费用膨胀，君主实行专断权力专断征税，使纳税成为人民的法律义务，税收的强制性才得以确立。
诺曼王国和英格兰王国因为威廉的强大王权之下进行了多次改革，王国的财政征税制度正处在第二个时期承诺时期，并向第三个时期专制征税时期开始转变。
此时，英格兰和诺曼王国的财政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于王室领地的租税、城市缴纳的商业税收以及各种通行税和关税等。
其中通行税和关税是如果需要在威廉麾下封臣领地收取的是时候，同城需要和贵族和城镇分享利益。
在威廉经营日久的诺曼底，情况更好一些，他已经可以依靠庞大的行政机构和官僚队伍向各地直接收取税收，而不用向当地贵族和城镇分享权力。
但在其他地区，特别是新征服的英格兰王国，处于稳定地方的需要，威廉向这些新册封的贵族们让渡了诸多权力，包括军事权、行政权和税收的权力，特别是靠近前线的边境伯爵更是权力巨大。
但现在威廉已经消灭了英格兰国内的叛乱贵族以及反对他的教会势力，南侵英格兰的苏格兰人也被休伯特公爵、罗德里戈公爵以及费迪南德伯爵等贵族联手赶出了哈德良长城之外，国内外的威胁已经基本解决。
威廉开始思考如何从英格兰贵族手中收回他们的权力，特别是军事、行政和税收权力。
想要在英格兰王国实现专制征税制度，使纳税成为人民的法律义务，确立税收的强制性，就必须依靠强大的行政机构和庞大的官僚体系。
越来越完善的行政机构，是君主征服有效形式公共权力的前提，也是政府行为稳定、连续的基础。
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威廉必须保证军队和行政机构的持续存在和稳定运行，这就直接导致了军费开支和行政开支迅速增加，战争时期尤其如此。
这就是威廉为何急于从清查贵族的土地财产，编纂《末日审判书》作为收税的依据，接着又着手收回教会的财产和领地的原因，这是为了弥补财政缺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