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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延摇摇头：“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更何况学无先后，达者为师。”
司马徽赞赏道：“好一个‘学无先后，达者为师’，主公金玉良言！属下觉得，这个可以作为我们师范学院的标语！不过，属下还是不太同意让孩子回家教父母，估计父母也不乐意被自己的孩子教，毕竟长幼尊卑不是那么容易克服！”
胡昭想了一下，笑道：“教这个字眼让人感觉那个教的人比被教的人高上一等，不如这样，让孩子回去把一天功课汇报给父母，让父母知道他们在学堂里究竟学了什么，避开‘教’这个字眼，也显得自然亲切。”
魏延和司马徽不约而同抚掌大笑：“孔明此言甚有道理，便以此实行！”
胡昭真的字孔明，说起来真是奇怪，司马懿的老师和对手都是字孔明。
从此之后，每个小学堂、中学堂的学员们都有了一个必须要完成的课外作业，他们回到家必须要把这一天所学到的知识全部说给他们的父母，让他们的父母完全明白他们在学堂里学到了什么。
小学堂、中学堂每个期中、期末考试不但要考学员的，还要考父母的，父母的成绩占孩子总成绩的三分之一，若是父母不关心孩子的学业，平时不好好听孩子讲自己一天的学习内容，那父母在期中期末考试成绩很差，也影响到了孩子的总成绩，孩子平时成绩不好，也会影响进一步考入中学堂和大学堂。
如此一来，用孩子的前途，逼迫着那些对书籍文字头痛的父母打起了十分的精神，跟随孩子去学习文化，但在表面上说是在检查孩子一天的学习知识，让那些喜欢维护礼教的卫道士们也抓不住什么把柄。
剩下那些没有子女的青年文盲们则交由师范学院的在读学生们跟进，作为实习任务。如此一来，受教育的民众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
小学堂的学生们经过四年的学习，基本上掌握了四千多字，他们的父母也掌握了三千多字，读书看报基本上都不存在太大的问题，魏延麾下的《大汉日报》的报纸和其他一些宣传书册便可以顺利地推广到整个治下地区。
魏延治下的民众从此之后只听信魏延说什么，其他人讲得都是放屁，尤其是以前那些奴役他们、愚化他们的世家大族们。
还没到魏延所预计的十年时间，就在八年后，文盲率已经降低到了一成，这一成人还多半是犯人、盲人，那些应该受到教育的民众基本上一个没拉的都接受了教育，包括那些世家大族的奴仆们。
魏延推广全民教化，使得治内秩序井然，人人都乐善好学，人人都积极上进，整个社会风气迥异以往，使得其他势力的主公们都甚为叹服，纷纷效仿。
如此这般，就在二十年间，大汉治下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十年前，识字的人不足一成，二十年后，不识字的人不足一成，此消彼长之间，那些垄断文化教育仕途的世家大族纷纷被后来居上人数占优的寒庶和贫民家庭赶超，世家统治已经不需要魏延刻意推翻，已经摇摇欲坠。
魏延推行全民教育，能够实现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将来掀翻世家的统治，也不单是为了整个汉民族的快速发展，还有一个很实在的用处，把所有民众的子女都放在学校里面，有助于约束那些民众不会从贼。
小学堂挨着乡兵的军营，中学堂靠近郡县兵的军营，而中央大学堂则靠近正规军的驻地，魏延这样设置，一方面是便于保护所有学员，也便于进行军事化训练和军事化管理，另外一个方面，则是留这些学员作为人质，他们的长辈若是想背叛魏延，也要想想自己的子女被魏延大军给控制着的。
当然，在这些孩子里面，最被魏延看重的是他麾下将领们的子女。
中央系统的所有文官、武将的子女都可以免试进入中学堂，但是若要进入中央大学堂，还需要参加那个淘汰考试，不过淘汰比率却比其他人的子女来得低，五个中学堂学员里选拔一个进入大学堂。魏延还把麾下将领的孩子里面五岁到十五岁之间的都编入到童子军，在将军府里活动。魏延此举有三层用意，一则通过影响子女的思想来影响父母的思想，二则培养忠于自己的官二代，三则留这些官二代做质子，让那些在外出征的将领对自己必须保持忠心。
有些父母不会管教孩子，能把孩子骄纵成京城四少之类的恶少，魏延不想让自己的将领被孩子连累，也不想把麾下将领的子女培养成后世的八旗子弟，导致自己这些文韬武略的将领后继无人，所以他派治军最严正的将领徐晃等人，轮流抽空来严格训练这群仗着父母庇护无法无天的小孩子。
把“全民教育”当成一个最靠谱的基本政策推行下去以后，魏延又想起后世奥运上某个国家运动员的威风八面跟哪个国家民众的身体日渐孱弱形成的鲜明对比，心里觉得刺痛，就想推行“全民体育”，后来想起已经“全民皆兵”了，军事化训练比平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运动更能锻炼一个人，便就此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