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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的中文老师刘良模,后来参加了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是新中国国歌的提议者之一,唱了大半辈子的《义勇军进行曲》。
刘良模热情握手道:“周先生,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周赫煊有些想不起来了,问道:“我们以前见过?”
刘良模说:“三年前,我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一次活动上见过您,当时我是救国会执委之一。活动结束后我们还合影留念了,您坐在第一排中央位置,我在第一排的最左边。”
“原来如此,幸会,幸会!”周赫煊笑道。
刘良模在抗战时期的身份很有意思,他被誉为“救亡图存的拉拉队长”,1935年就组建起成员多达千人的歌咏会,专唱爱国抗战歌曲。等到全面抗战爆发,他又带人奔赴各个战线,用歌声进行抗日宣传和劳军活动。去年周公视察新四军的时候,还专门观看了刘良模的歌咏演出,对他的爱国行为做了高度评价。
可惜,刘良模不仅唱抗日歌曲,还唱了不少革命爱国歌曲。国民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去年夏天居然把刘良模扣押,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帮助下才重获自由,并被派遣到美国来避难求学。
于珮琛介绍说:“刘先生现在是我们华美协进会的歌咏组组长,负责组织抗日宣传活动的歌唱表演。多亏他把中文抗日歌曲改编成英文歌曲,才能让美国观众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刘良模谦虚道:“我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前线的抗日战士才是真正的英雄。”
周赫煊说:“如果人人都能做一点微末贡献,那四万万国民将凝聚出巨大力量,何愁不能打败日寇?”
“周先生说得真好,”刘良模道,“我准备与罗伯逊先生合作,在美国发行一张中国抗战歌曲唱片。您创作的《松花江上》、《我的祖国》也会收入其中。唱片所得利润全部作为抗战捐款,恐怕不能支付给你版权费,希望你能够谅解。”
周赫煊说:“这没问题。如果没有唱片公司愿意帮忙制作和发行,那我可以出钱承担制作费用,也会让我手下的出版公司帮忙发行。”
保罗·罗伯逊赞叹道:“您真是一位慷慨的爱国绅士。”
周赫煊说:“您的国际主义理念更令人尊敬。”
保罗·罗伯逊说:“周先生,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松花江上》和《我的祖国》这两首歌太美了,特别是《我的祖国》,我前段时间刚刚学会,迫不及待的想要在演唱会上表演。”
“那是我的荣幸。”周赫煊笑道。
保罗·罗伯逊又说:“我反复拜读过您的大作《枪炮、细菌和钢铁》,我非常赞同您在书中的观点。您是第一位公开在著作中阐述种族平等,并认为黑人与其他人种一样优秀的国际知名学者。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您以后能写一本研究黑人历史的专著。”
周赫煊道:“等中国抗战胜利,我想我会写的。”
“那就拜托了,”保罗·罗伯逊感慨道,“不敢是在欧洲还是美洲,黑人的地位都非常低下。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包括我在内,全校仅有两个黑人学生。就因为肤色不一样,我在学校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连打架也不能还手。我在杰斯特大学读书时,也无法参加学校合唱团,因为我是个黑人。直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我才有机会演唱,那真是一段让人不愉快的经历。”
周赫煊说:“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国家,黑人、华人和犹太人都遭受严重歧视。犹太人凭借经济地位和白人优势,已经渐渐得到主流社会认可,但他们还需要获得更多的权利。黑人想要争取种族权益,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选择跟犹太人合作,并加强与华人群体的交流。弱势种族,需要联合起来才能拥有力量。”
保罗·罗伯逊求教道:“您对此有什么建议吗?”
周赫煊说:“美国参加世界大战是必然趋势,到时你可以高调一些,站出来号召黑人保卫国家,并组建黑人爱国团体。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步,因为只有付出才有回报,而爱国行为必将赢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肯定。当战争胜利以后,黑人为国家付出了鲜血和生命,那么你们就有理由寻求种族权益。都是为国流血牺牲,为什么某些餐厅就不允许黑人进入呢?”
保罗·罗伯逊点头道:“是这样的道理,非常感谢周先生的指点。”
周赫煊笑道:“到时我可以配合你们进行宣传,比如投资把《为奴十二年》改编成电影。”
“我期待那一天。”保罗·罗伯逊欣喜道。
战后的美国黑人是肯定要闹种族运动的,最终被犹太人暗中操纵为平权运动。历史上,犹太人和黑人都在这场运动中得利,偏偏美国华人毫无收获。到时候周赫煊也可以掺一脚进去,不仅要拍摄《为奴十二年》,更应该把华人劳工的故事拍成电影,并联合洪门带领华人一起参加平权运动。